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让·梯若尔
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教授,凭借在大型企业、市场力量和监管等领域的学术贡献获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想有一种可能性，不知是否正确，即在当前阶段，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问题，还不是很完善。小股民担心投入公司的股票可能得不到回报，这样股市就不会很强劲。
方志权
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市农委政策法规处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都市农业、农村经济、“三农”政策法规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一个具有方向性的重大课题。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缺少法律法规和相关配套扶持政策的支撑，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和制约因素，本文试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一些解决思路。
易纲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社会运转的关键产业，其基础性作用在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金融系统的效率得不到提高，那么整个中国经济都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拖累，这是中国金融安全和稳定的最大威胁。
José Viñal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和货币事务董事
改善银行对经济的信贷资金流动，有助于经济风险承担。但为了实现畅通的信贷渠道，许多银行必须对其业务模式做出根本性调整。监管机构需要加快这一结构性转型过程，这种转型将使银行能够在不承担过多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其盈利性，也使银行能够通过贷款支持经济。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就亚欧地区而言，在其内部推进具有共同意向、共同关切、共同利益导向的、并非是排他性的开放与合作进程中，坚定地推动互联互通，无疑显得必要。这不光是长时段历史发展之必然，也是当前正在出现的中俄基础设施合作重大推进的深远历史意义之所在。
易宪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后,专长于金融学、金融制度、制度经济学,著有《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等书
从当前中国住房市场的形势来看，尽管不少城市的住房销售这几个月出现急剧下降，从而各城市的住房库存量快速增加，但全国各城市的房价只有些许的下跌。而这种特征完全是一个以住房投机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的特征。
萨勒・斯文
上智大学副教授、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东京事务所日本代表
在奥斯曼帝国1914年11月参战并将战争扩大到中东之前，为这场战争打上了“世界大战”烙印的，无疑是日本的介入。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的行动，比一般人所知道的要积极得多。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把明年和“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定在7.0%-7.5%之间，在外部的条件相对好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5%，外部条件相对差时实现的增长率靠近7.0%，也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丹尼•罗德里克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致力于国际经济学、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著有《全球化的悖论:民主和世界经济的未来》一书
我对服务业推动模式是否能够带来制造业曾经带来的快速增长和好岗位仍然表示怀疑。即使技术乐观派是对的，也难以看出这是否能让发展中国家保持过去几十年来所经历的快速增长。
楼继伟
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要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丹尼斯·斯诺尔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人们是完全自利的经济行为人，这一主流观点否定我们与生俱来的互惠能力、公正和社会责任心。在深刻的社会亲密关系中，我们可以为新形式的经济打下基础，让我们可以抓住多得多的机会。
赵亚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行业研究部主任
中国只要参考国际对冲基金监管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从经理人资格审查、投资者门槛、风险监控等方面入手，一定可以控制住对冲基金的风险，让对冲基金发挥自己风险控制的优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奥利佛·马克·哈特维奇
新西兰智库“新西兰倡议”常务董事
编译:吕虹
德国人的境遇在欧洲并非例外，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存在类似的再分配增长趋势。实际上，所有欧洲政府的扩大都不是因为政府提供的服务增多，而是因为再分配的收入增加了，结果导致民众的总收入和净收入之间的差距显著。
石晨霞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民主平等、权责统一、合作共赢的原则，又要对自身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位并适时转变，以更加积极、稳健、自信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变革。
詹姆斯·多恩
美国卡托研究所分管货币研究的副主席、高级研究员
从一个法定货币世界中具有高度自由裁量权的中央银行向一个被货币规则约束的央行的变革，是一个不应该仅仅被留给中央银行的议题，国会和公众也必须参与其中。美联储百年纪念日是一个开启关于货币规则还是自由裁量辩论的绝佳时机。
董洁林
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几乎所有的两院院士都可能过了他们创造性巅峰时期，由于中国的尊老和膜拜权威的传统，院士们有花不完的科研经费，并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方向往往可以一锤定音。那些正值巅峰创造期的中青年科学家们则为科研经费、甚至个人生活伤透了脑筋，失去了为人类作出最佳贡献的机会。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