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太辉
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司长
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比西方国家晚了将近50年,发展水平也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制度设计发端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需要,各项具体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并非同步,在制度建立之初就缺乏顶层设计。目前与西方国家类似,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财政潜在负担重等难题。
赵向华
安阳师范学院法学院博士
由于在提出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投票两个程序中受制于变换不定的国内政治条件,所以安倍政府修改宪法第九条能否成功殊难预料。而改变宪法解释的方式既无法律障碍又不受民意直接干预,因此成为安倍政府的首选。即便如此,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和民心向背仍是安倍政府在试图改变宪法解释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政治因素。
杰勒德·德格罗特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福山提出,“美国在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之前就实现了民主”,这导致了上层的权力真空,使得政治献金与腐败盛行。这个问题延续至今,但却以完全合法的形式出现。在其他任何国家,脱离民众支持的带薪说客都不会对政府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力。
喻新安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马献忠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地方社科院现在仍然处于科研转型的过程之中,仍然处于对地方社科研究机构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之中,仍然处于新智库建设的能力提升过程之中。只要地方社科院注意发挥特色和优势,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王海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
智库的独特使命决定了其有影响力才能有所作为。这种影响力包括国内以及国际影响力。智库在国内影响力形成的关键还在于政府对专业研究成果的需求。打通政府决策层与独立智库之间的沟通渠道是促进智库发展的必要前提。
张中秋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当代中国而言,政治道德化不必要,但对政治和法律(包括为政者和执法者)的道德要求不能放弃,同时充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政治原则,以使我们从传统的臣民国家观转变为现代而又不失中国内涵的公民国家观。
张德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就为新形势下国家立法工作确定了方向和目标,提出了任务和要求。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民间高考改革方案提出者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
吴华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孙文婧
财新网记者
本次高考改革方案历时3年时间制定,其标志着中国高考改革的破局和启动,但措施多集中在考试科目改革,基本回避了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因此说是“迈出半步”。
熊炜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副教授
施美白
May-Britt U.Stumbaum 政治学博士、柏林自由大学国家科学基金项目“亚洲对欧盟作为安全行为体的感知”负责人
目前大多数有关中欧关系特别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文献中,关注点都放在与政策相关的方面,即对对方的期待以及双方如何应对全球挑战等问题。然而,对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和双方期待等问题和具体情况的讨论都未达成一致。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围绕中国与欧盟在战略伙伴关系上的认知差异及其原因进行探讨,并就如何处理这一差异提供一些建议。
竺乾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公共行政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著名行政管理学家
大部制改革既要解决组织的结构问题,也要解决新的结构的运行问题。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以及相互间的制约和协调可以同时体现在结构和运行两个层面上。文章在回顾、分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离的基础上,指出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对韦伯式的官僚制的改革,是改变政府的DNA。
关志雄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顾问研究员、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两个陷阱》等著作
中国向新常态的过渡期虽然与雷曼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基本重合,但真正的原因是劳动力短缺带来的潜在增长率下降。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有4个与这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特征: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创新愈发重要、金融风险更为显著。
冯维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区域经济合作,著有《自贸区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的选择》、《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分析》等
如果世界真的要迎来一个“去美元化”的进程,中国不能独自承担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风险,而让其他国家像韩魏两氏那样“搭便车”。
洪功翔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安徽省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安徽工业大学“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创新团队负责人、现任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
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既是经济学者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效率改善的来源、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有利于还原国有企业的效率真相,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胡德平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腐斗争具体布置和运作上有战略与战役,长期与阶段之分,但最终还是要看,依宪执政、依法行政,公民的公民权的目标实现没有;防腐廉政的制度、体制、机制建立起来没有。
陈懋修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并主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与理念的政治经济学”课题,他的研究专注于研究中国城市的非正式经济治理,辨析“中国模式”的发展观,以及探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翻译:盛薇
对于拉美与中国之间的互补关系,还存在着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把拉美对中国出口原材料并从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描述成为商品依赖——这一传统区域模式的强制推行。按照这种观点,现有模式能为中国带来远期利益更大。
王雍君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公共财政管理与公司财务管理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面临很多的难题和挑战。诸如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环境的灾难,腐败,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沦丧。如果采用系统的方法去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这种系统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加强财政治理。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