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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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访问学者、大公网特约评论员,主要从事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研究
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战略是确立中国下一步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中是否真正具有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关键的一步棋。但它仰赖于庞大的外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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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格罗斯
欧盟智库布鲁塞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由于每个欧盟成员国都有义务贡献其1%的GNI作为欧盟预算，因此英国的数据修正导致它需要多缴纳数十亿欧元。但英国首相卡梅伦政府宣布不会支付"不在欧盟委员会意料之中，也不在其需要之中"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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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占领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得全球争霸；全球争霸，首先就得控制印度洋，争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资源。英国、苏联，特别是美国，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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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贵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路径在于：深化体制改革，构建支撑服务型政府的公共行政体制、公共财政体制、公益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公共人事管理体制；创新服务型政府决策机制、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服务型政府绩效管理机制，改革和完善公共服务监督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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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马格里诺斯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工业发展、环境保护、能源、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
G20应重点关注并考虑扩展区域金融协议(包括双边互换)及应急储备安排协议的范围，以及相互评估进程的运作。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在政策协调、信息共享和审议中期问题的结构性政策讨论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是，如果G20希望该框架实现其预期目标，则需要进一步的推进，而基础设施融资是促进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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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灵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全球“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时时在昭示我们：以专业化、国际通行方式进行“丝路基金”项目的风险防控，对于基金尽早形成稳健良性的资金运作模式，平稳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至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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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当单一公有制下的生产经营要由层级的政治权威体系通过公共决策而加以完成时，就注定了一种使得动员能力极大化而生产要素之间失去优化配置的计划体制的形成。由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必须建立在分散的私人决策的基础上，“三大改造”也就在湮灭私人决策赖以存在的私有产权的同时，致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要素优配条件下的要素形成”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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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杨海洋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记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作了全方位的论述和重要部署。党中央专门召开全会，就依法治国作出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决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提出了180多项重大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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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著有《大国空巢》等书
年轻劳动力是“造血的骨髓”。一面是低效的“输血”，一面是“造血”能力下降，必然陷入“越扶越贫”的怪圈。物质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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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国际金融与国际资本流动、行为金融、经济管理工程、创业型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等领域研究
在中美碳减排协议中，中国承诺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从2015年的15%提升到2030年的20%左右，意味着中国必须重新谋划能源结构和布局，必须下大力气发展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和新兴替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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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著作,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对中国来说，人们寄希望予四中全会是法治社会的全新起点。但这个社会需要从政府的作为为起点，从精英的行为开始。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四中全会所要推动的制度建设，能否造就这样一个法治社会，人们当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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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权力、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以及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观念冲突，使得东北亚诸国在不同议题上结成不同的国家合作或议题合作区块，从而形成一种多重碎片化的格局。碎片化不但使得整体的地区合作难以形成，甚至造成既有合作领域倒退的“坏苹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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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建议完善监管依据，加快核能基本法及核安全专门法制定；建立高层级、独立、权威、统一、有效的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核能利用的全部监管职能；增强监管保障，加强能力建设，提升专业监管人员的数量与素质，加强监管经费保障，构建实时监控、信息公开的信息系统；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国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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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勇剑
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工业4.0首先是世界观，然后是自证合理的工具。在积极参与过程中，中国企业要明白，这是一个从观念到行为的新秩序的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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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副主任
王海峰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人员
在经历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当前亚洲经济增长面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化、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等挑战。为维持地区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亚洲国家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为主转为内需拉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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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近年来，云南省按照“立足周边、拓展东盟、开拓南亚、面向世界”的总体思路，不断深化区域合作和互利交往，目前已初步形成一个以云南为门户、周边为基础，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为重点、涵盖东南亚和南亚的多层次宽领域区域性国际合作新格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