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期向好趋势不变”的合理依据，源于我国国民经济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韧性、腾挪余地和增长的空间，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用好这种“成长性潜力空间”；而有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则延续了自2010年以来引领新常态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指导方针。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在挖掘经济成长潜力和实现“六稳”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特别是在与稳金融和稳投资结合方面，可以打出一套有力的“组合拳”。

新基建市场空间巨大，投资需求旺盛。截至6月初，已有20多个省份公布了规模达数万亿元的新基建建设计划，保守估计“十四五”期间新基建累计投资规模将超过23万亿元。当前，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纷纷加大对新基建及相关科创行业的支持力度：如提供一站式专属服务；创新投贷联动机制，形成全景式、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设立科技支行或科技专营团队；打造“融资+融智+融技+投资”“贷、债、股、资”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体系等。

从经济冲击看，尽管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受到冲击的峰值接近尾声，但复工延长疫情的风险和潜在的二次冲击仍难以忽视；从金融冲击看，疫情带来的情绪和盈利“双杀”有时差之分，发达市场驱动着全球性情绪起落的β，而新兴市场分化加剧的疫情干预效果影响着相对波动的α；从政策应对看，史上罕见的超常规“货币+财政”双宽松浪潮已经袭来，但在债务和币值双重约束下，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宽松幅度受限，由疫情冲击带来的次生风险不可小觑。展望下半年，在疫情全方位冲击的快慢交叠之间，全球经济复苏动力换档，金融市场波动和调整的来源更替，政策潮水退去后风险渐次显现。

根据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的评价结果，营商环境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广州市、杭州市、武汉市、南京市、天津市、成都市、苏州市；省会城市中，广州市排名第一；五个计划单列市中，深圳的营商环境居首；报告选取的城市群中，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位列第一梯队。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对经济发展助力最大，创新环境次之。市场环境中，金融服务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最高，人才供给次之。

日本十分重视氢能的发展，福岛核事故以后更是加快了氢能替代的步伐。目前已经在燃料电池汽车、家庭热电联供等领域取得一定的成效，也逐步在氢能的无碳排放生产、氢能发电、氢能社区等领域进行示范试验,并首次推出了“氢能社会”的概念。日本氢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完善的法律法规、政府的资金扶持及广泛的国际合作，但也存在成本过高、高度依赖政府补贴、技术尚未成形和规制的限制等问题。中国应该通过完善氢能标准和规划、加强研发和推广示范、扩大氢能人才队伍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促进氢能产业的健康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提升本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中美两国各自部署建设了新型产业创新载体，即美国制造业创新研究院，中国制造业创新中心，并分别建立了评价体系，对两类创新载体进行了评估考核。总体看，中国评价制造业创新中心更系统细致，主要包括创新中心资源、定位、功能和经营等方面的指标；美国的指标体系结构简单，重点考核创新研究院的组建、投资、技术项目和人才培训等四个方面情况。

失信联合惩戒以道德规则为失信行为认定的依据，以法律手段为维系道德的工具，道德约束与行政惩戒混合，存在泛道德化的倾向。法教义学坚持法律与道德的相对分离，并在行政领域通过“处罚法定”这一机制对此种关系加以维系。防治失信联合惩戒之泛道德倾向，则需使之回归法教义学框架，避免道德对失信联合惩戒立法的过度渗透，将涉及基本权利的惩戒纳入法律保留范围，并细化法律对“失信”“联合”“惩戒”等环节的控制。

货币政策应更多体现它的灵活性，体现其在服务全局的大取向之下，在降息降准通道上的“相机抉择”，但是货币政策总体调节的是银根的松紧、流动性的高低，是总量型调节，在有更多货币可以在市场上发挥媒介作用之外，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正进一步凸显。因为财政政策除了配合货币政策在总量上给经济升温，还可以更多地考虑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一般来说其在结构优化方面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2009—2018年中国居民直接持有的金融资产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且在 2012—2016年，其增速高于GDP 增速，但 2017年、2018年明显下降。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大量增加了对境外金融资产的持有，包括货币性黄金和比特币等。从结构来看，中国居民金融资产仍然以本币资产为主，截至 2018 年末，仅有不到 7% 外币金融资产，且追求资产的安全性，以本币现金、存款和债券为主的安全资产为主，但风险资产占比在 2009—2018 年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同时，在所考察期内，中国居民短期金融资产占比相对稳定，维持在 1/3 左右。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是彻底摒弃城乡分割这种扭曲的发展道路，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全面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时候了。此次疫情，则为我们施行这个转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国际环境恶化、国内消费疲软的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就经济动力而论，仍将主要依赖投资。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投什么，第二是钱从哪里来。投资的领域应当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具体的抓手有两个：一是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二是依赖数字经济，推进城乡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