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因人民而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并确立城市存在的基础范畴，人民的城市权利则构成了城市存在的核心价值。只有在城市空间中，利益的表达、权利的聚合、自由的汇总以及社会的多元才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权利的种类和内容才有可能渐次得到更新与发展，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从文本到行动、从理念到现实的有机协调。认真对待城市权利将成为我们构筑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以及法治发展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海南自由贸易港地位的确立，为海南带来了巨大的政策利好。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总体方案》中明确的政策已经为海南的腾飞做好充分的保驾护航。海南要想在政策利好中更好地起航，还需充分认识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思考和探索如何更好地加以突破和突围，而这正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使命所在。

MMT的一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十年很有启发。而展望未来十年，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接下来将是一个继续低通胀的时代，还是高通胀的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决定许多事情，包括主流理论和MMT的预测能力孰优孰劣。从人口结构、财富分配，以及历史常态来看，低通胀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但历史也不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意外。

仅仅依靠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改革，从中获得的GDP增长潜能，两项相加，年均也仅在0.5个百分点上下，未来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概率非常小。但是，如果对土地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土地要素盘活和资本化产出，在2019到2035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在1.30%到1.51%之间，高方案在2.2%—2.53%之间。其中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增长潜能占总改革增长潜能的60%到70%。这样就可以在未来15年时间里，实现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而概率较大地进入发达国家门槛。

大量留存央行国库的资金依然存在可利用的空间，政府财政性存款盘活需转变财政管理理念，尤其是在疫情冲击期间，财政收付理念由“备付”转换为“先花钱后结账”，一定程度盘活3.71万亿的国库资金，能大大减轻国债增发压力。另一方面，机关团体存款盘活需要逐步推进。机关团体存款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缴存的公积金，另一类是政府资金下拨至科教文卫军等机关事业单位。前者可能需要与房地产调控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推进，后者则需要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以及各机关事业单位提升支出效率等相互配合、共同发力。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广大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受到很大冲击。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民营企业家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积极应对，特别是在创新上下功夫。与此同时，社会层面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更多的阳光雨露，让民营企业茁壮成长。

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进行帮扶已经进入国家正式制度规划，成为当前及今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长远来看，留守儿童困境的解决需要的是家庭监护的弥补与回归。然而，在城乡经济不均衡发展的持久存续与二元制度的深远影响下，农村家庭很难实现整体性的“在乡重聚”或“举家流动”，异地分离、成员拆分式的家庭抚育模式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在此过程中，改善困境留守儿童最有效的路径是调动既有的社会支持资源，引导各类主体充分发挥帮扶作用。

根据党政之间权责配置和部门之间权责配置这两个维度，可以把国家应急指挥体制分为“党委间接领导、部门联防联控”（模式I）、“党委间接领导、政府统一指挥”（模式II）、“党委直接领导、部门联防联控”（模式III）、“党委直接领导、政府统一指挥”（模式IV）四种模式。研究发现，我国国家应急指挥体制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呈现“变”与“不变”相互交织的特点：党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领导方式从“间接领导”转为“直接领导”，跨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取代政府应急指挥部成为常用模式；不过，党始终处在领导核心地位，跨部门协调联动始终在不断强化。

几个经济大省如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企业税费负担都处于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等水平，尤其是江苏省，企业税费负担仅为26.98%。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基数法”的税收计划编制下，若一地本年度的税收计划过高，会导致其来年面临较大的征税压力，因此，地方政府会倾向于“放水养鱼”，税务部门会倾向于隐瞒当地的真实税源。像江苏省这样的税源充足地区，税务部门征管空间较大，经济形势较好的年份，税务部门在刚性的税收计划考核压力下，更有可能应收不收，藏税于民。

过去20年，中国新经济从萌芽到发展壮大更多地是依赖于海外的资本和资本市场。时过境迁，一方面，40年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转变不仅使美股中概股面临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还增加了国内企业赴美上市的难度。“瑞幸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美股“中概股”遭遇集体信任危机，在中美竞争难有转机的背景下，美股中概股或迎来退市潮。香港是首选目的地，国内资本市场改革面临“背水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