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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的高考和考研制度虽然存在应试教育等问题,但是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教育公平,使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宝贵的高等教育机会。“寒门出贵子”,一些农村出身的年轻人,正是通过高考而实现了人生逆转。但冒名顶替、篡改分数等违法违规案件屡禁不止,说明有钱、有权、有势的家庭,在向贫寒子弟下手,争夺其本就日渐萎缩的高等教育机会。而教育公平一旦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范毅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水平能够达到多少,要受当前我国城镇化实际水平的影响。部分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化实际水平要高于统计水平,同“五普”“六普”时一样,预计2020年人口普查后将会对实际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修订,由此将会对“十四五”基期城镇化水平产生较大影响,并对“十四五”末期城镇化水平的预测产生较大影响。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增长了1.06个百分点,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增长会略有下降,但是具备保持年均1个百分点左右增长速度的基础条件。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需要遵循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趋势。需要看到,在后工业化社会,人们需求的个性化和多元化趋势。需要看到社会力量与市场、政府之间的互补作用,需要更多地释放社会活力。需要避免社会力量被挤压到无法被行政力量管控的狭窄空间,既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利,也可能产生更多不可控的风险。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对于“内循环”需要有更全面的理解:第一,“内循环”就是形容国内经济和市场的新说法、新名词,其核心就是消费。扩大并利用好国内消费,这是体现“中国市场”优势的重要政策方向;第二,中国需要对外部经济形势恶化做好持久的准备,这时候要加强利用好中国的“内循环”,较大的国内市场为中国应对疫情冲击提供了更多的回旋空间,这是我们内部市场小的经济体多的一张牌;第三,重视“内循环”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外循环”,也不等于要抛开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单干,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李军国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教授

人们开始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对农产品质量、品种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生产质量更好、品种更多、安全度更高的农产品,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市场反馈却出现了明显滞后。传统的农产品供给结构跟不上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有效供给没能很好适应需求变化,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现象没有明显改观,出现了农产品结构性过剩和短缺并存的现象。过剩的农产品还在持续生产,市场迫切需要的农产品却得不到有效供给。特别是粮食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现象。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武靖州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回顾新中国70年财税体制改革发展的历史,基本是沿着集权—放权—分权的路径推进的,作为国家治理基础与重要支柱的财政,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下,应当充分发挥其“治权”的功能,即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约束公共权力。约束政府公共权力的途径和手段有很多,但根本上是要约束住政府运用公共资金的权力,管住了“钱”,就等于牵住了权力的“牛鼻子”。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员

伴随着传统增长红利的逐步衰减,如何找到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我们必须破题的重大任务。这在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在所有的“新动能”中,“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被人们赋予了厚望。如果要真正理解“数据资产”和“数字经济”对于“新动能”的驱动作用,需要把握“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数据资产。第二个层面:作为一种生产组织方式的数据资产。第三个层面: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和制度变革推动力的数据资产。

刘暾

赛迪顾问物联网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作为信息通信产业的重要组成,卫星互联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早期发展阶段,卫星互联网主要以提供语音、低速数据和物联网等服务为主,扮演着对地面通信网络的补充和延伸的角色。此后,受到应用拓宽、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等因素的驱动,加之商业卫星企业和火箭发射企业不断涌入,目前卫星互联网进入了与地面通信系统互补合作、融合发展的宽带互联网时期。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在今后我们可能会面临两难挑战:进一步加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还是为了避免财政状况的恶化而满足于较低的GDP增速。如果出现这种两难局面,“两害取其轻”。我认为应该走第一条路线,争取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第一条路线,肯定后遗症不少,但我们还是应先保住增长,由此产生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虽然经济重心正在转移,但中国肯定不会想要脱离全球技术供应链,或是重新回到孤立状态。相反,中国仍将是全球贸易与投资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由于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更多的国内市场,中国还将帮助纠正全球贸易失衡,从而进一步支持全球化。刺激国内需求的努力将为国内外投资者创造扩张机会,促进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因此,以为强制技术脱钩、贸易制裁或强迫改变全球供应链就会终结中国未来的经济扩张,未免过于天真。批评人士若是目光短浅,看不到这一点,那将是他们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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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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