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该关注的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基础的技术开发，而技术的商业应用也就是创新的主体始终应该是企业。而企业之中我认为又主要是民营企业，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和市场，这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从1980年以来，大陆已完成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的制定，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大陆民法典的制定不仅攸关法治建设，也将影响东亚私法共同法的形成及开展。由今天诸多外国著名法学家的参加，可知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制定有重要的比较法上的意义。关于大陆民法典的制定我想提出几点建议。

年底将至，从政府到学界、企业界，都在分析总结中国经济当前存在哪些重大问题和矛盾，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局势变化，探讨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和因应策略。

我经常讲，一个社会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如果说概括得好的话，那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段话。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集体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可惜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实在是很少政治制度能够达到的。我现在讲共和理念，实在是希望能够均衡多重因素，实现这样的局面。

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只有不断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才能在全党乃至全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其主要内容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变。作为经济体制乃至整个体制世界的社会基础，是稳定地延续着传统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没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转变，而且还以其中的原初价值深层次地影响着人们在体制世界中的思维与行为。生活世界既是体制世界的社会基础，也是体制世界的精神基础，当经济体制与生活世界发生分离式变迁时，则表明变化了的经济体制既缺失社会基础也缺失精神基础，当前很多严重的社会矛盾都可以在这种缺失中找到原因。

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处在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期，人们常常运用“政治尺度”、“经济尺度”、“文化尺度”等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但唯独缺少“教育尺度”。在当下，时代特质和面临的诸多问题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与教育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日益突出且愈发不可替代。为此，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一把教育的尺度来衡量，并作为判断当前社会发展状态的基本标尺之一。

谨慎稳妥地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尽最大努力同时发挥纯粹私有民营企业、纯粹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各自的优势，有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乃至一国的兴盛。

有效地防范公民参与行政的风险，需要在理论上建立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逻辑作为其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建构包括法律保留、正当程序、透明度和问责制为核心的规则体系，避免“劣质的参与”，真正实现合法行政与良好行政的双重现代性目标。

如何有效应对信息行政、电子化行政以及多元化行政活动形式带来的挑战；如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协调本国行政程序法与欧盟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权利救济方面更好地将行政复议程序与行政诉讼衔接起来，成为德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