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笔者的“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国家治理处于一个承启阶段，而建构一种基于法律的秩序、实现基于法律对社会的治理，已成朝野共识。不过，在法治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常为法学界所诟病、被认为具有人治色彩甚至堪称人治代表性制度的信访，却与法治建设一样喧嚣红火。理解这种表面上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需要从法治与政治诸层面对信访制度进行深度探究。

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主要教训，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二是被误解误用的马克思主义，三是忽视民主法治的个人高度集权。它们是“三位一体”的，而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模式则是其根本。我们需要进一步清除这些负面遗产的影响，促进中国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努力建设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富裕幸福的现代化国家。

华盛顿共识认为，美国应当领导亚洲，通过创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等阵营，通过在中国违背华盛顿的当前愿望（但顺便提一下，正如美国历来所做的那样）采取行动时“羞辱”中国，并使东亚地区的冲突与美国的声誉相联系。

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改革与革命不断出现的历史。在当前的情况下，企业界、学界、甚至一些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一些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和大家一样，也想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方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一读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很容易迷失在当下。

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上的问题，单靠教育界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首先解决社会的问题。而且，教育问题的解决须纳人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系统中加以考虑，并服务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政府当前的扶贫政策应该通过有效政策激励贫困家庭积极接受教育，提升其抗逆力和竞争力从而改善生活，也有必要采取措施消除部分教育制度导致的不公平现象。

董仲舒的哲学对威权主义的论证具有何种现代价值？这是因为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也是一种威权主义，但还没有找到意识形态的新的话语；虽然开始重视儒学，但其实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那么，董仲舒的学说或许可以给出一些启示。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要找回中国现代化国家的迷失，必须从认知观念上有所改变，至少应该象我们的一些西方学者的同行们那样，增强我们对变化中的世界的了解，更贴近和重视中国的经验，提出我们对中国乃至对世界人文关怀的“有意义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