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职业教育而言，长痛不如短痛。为实现我国职业教育的现代转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我们应该在正视问题的前提下，坚定改革方向，稳步推进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否则，只会导致问题累积越来越多、改革的代价越来越高。简言之，我国职业教育是一个沉疴在身的庞然大物，主动改革会受伤但有可能浴火重生，不主动改革则只会沦落到苟且偷生。

人民概念是指与“非人民”相对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其中主要部分是广大普通劳动者，并且体现在人民中每一个个体（主要是每个公民）身上。人民主体的基本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主人，反对君主、官主、金主。人民主体理念需要具体落实到人民是经济主体、政治主体、文化主体。

欲了解集体生产中农民行为的复杂性，我们需考虑所有可能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中国农民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所构成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参与到集体生产之中。

把制度和道德以及人割裂开来，有制度环境的原因：一些不良制度的存在，误导了人们的看法。但更主要的源自内因，即本体论上的局限：我们对人的理解及其预见性的假定。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揭示法治的道德基础。

我国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复杂，既有合理、适度的理由，又有非理、过度的根源，为此必须理性客观、全面系统地看待。尤其要充分认识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非正义原因，特别是权力腐败等恶行根源，高度重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极端危害性，努力提升缩小贫富差距的国家战略意识，破除对“贫富两极分化”的认识误区。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持续加剧，未来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将更加巨大，问题将更加严重和不可收拾。

今天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

中国围墙意识强烈的深层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饱受人多地少、土地（耕地）严重匮乏的困扰，对土地资源的节约或珍惜意识比西方强得多，这使国人有一种对土地资源的强烈争夺和占有意识，这种意识就转变为围墙意识，只有把属于自己的土地用围墙围占起来，才能满足自己对土地的占有欲，防止别人争夺和占有自己的土地。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处理好六个关系问题：一是监管责任与能力匹配。二是行政行为与考核激励。三是协同并行与责任划分。四是利益剥离与能力提升。五是服务转移与政府购买。六是权力依附与平等竞争。

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性问题和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以及内在变动规律,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应从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逐步走向稳定人口和静止人口的人口年龄结构,最终实现总人口的缓慢下降。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效应释放、生育意愿不高的情况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出生人口的快速衰减。因此,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仍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传统中华法系一贯结合非正式的社会调解制度与正式的法庭断案两大系统，缺一不可理解。同时，长期以来中华法系一直都是一个紧密结合“政”与“法”的体系，同样缺一不可理解。中国正义体系整体的法理与现代西方的法理确实有一定的不同。但这不是一个落后的“前现代”VS. 先进的“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华法系”在“现代化”变迁中需要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道路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中国VS. 西方、实质VS. 形式、非理性VS. 理性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取长补短、协调磨合，并由此创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