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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李云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阮皓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 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 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 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 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 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 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尹浩

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网络大数据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区块链发展有三个阶段:数字货币、智能合约以及社会治理,有望最终成为构建未来数字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技术。区块链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对社会关系、数字社会的构建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目前区块链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本身发展不成熟。构建怎样的政策环境与技术管理体系,推动区块链技术与相关应用的和谐发展也是需要面对的挑战。

尹稚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都市圈规划要转变当下处理城市治理问题时惯用的自上而下“强许可、弱契约”的治理模式。探讨一种“弱许可、强契约”的社会治理模式,从所谓的刚性治理走向柔性治理。目前我国一些相对联系比较紧密的城市圈,甚至城市群,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机制探索。在这一轮规划当中,应当重点探讨的是契约式治理,应该如何深化它的规则、规制、规程、规范。这是中国规划界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3月5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外发布。作为指导2019年经济和社会工作的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近两万字的篇幅,涉及方方面面,我们认为与经济相关的部分,有GDP增速目标符合市场预期、稳增长的政策地位明显上升、失业率目标有所放松、宽信用宽货币的双宽格局持续等十点值得关注。

马晓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在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我国“获得电力”指标排名从2017年的98位大幅跃升至14位,一年提升了84位。获得电力便利化改革实现了小微企业获得电力“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企业满意度大幅提升,同时也为其他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与启示。建议供水、供气等其他公用事业领域充分借鉴获得电力便利化改革的相关经验,大力发挥以公用企业为核心的平台效应和规模效应,切实降低用户的投资成本,有效提升社会整体福利。

韩长印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导,民商法研究所所长,破产保护法中心主任

僵尸企业由于丧失了作为营业主体的存续价值,其破产处置当以破产清算或者出售式重整为主。但如何完善破产程序的启动机制,降低僵尸企业的破产受理门槛,形成良性的破产优胜劣汰机制,仍是破产法实施首当其冲的问题。而理清破产程序中程序参与人申请破产的制度诱因,或可成为改进启动机制的重要一环。

田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国际经贸规则对中国国内制度变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近年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诱因。作为OECD倡导的软法,“竞争中性”原则可以进一步硬化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鉴于“竞争中性”从软法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多边规则尚需时日,中国在有关国际制度的重构或创设中可以稳步提出“竞争中性”的中国方案。

吴重庆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

张慧鹏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现代小农户已经不是传统自给自足的兼业小农,而是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者。在高度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各类资本主体占据优势地位,控制着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小农户形式上是独立自主的,实际上从属和依附于资本,有关农业产业政策也排挤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重新认识小农户的功能,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之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刘斌志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吕静淑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

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反贫困社会工作者的本土化创新、多元化协调、制度化保障、专业化和理论化水平还有待完善,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以“价值—知识—技术”三位一体的能力框架为基础,从共同富裕、城乡平等、内源发展的价值理念层面,社会政策、生计发展、服务管理的知识层面,精准识别、跨界融合、统筹整合、评估跟进的实务技术层面构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体系,并通过专业教育、继续教育、实务拓展和政策引导来培养、提升、拓展和巩固其核心能力。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房市和股市之间已经进入了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两市关联性极高,几乎为一体。房市好(价格高),资金流向房市,股市肯定不好;股市不好,资金流向房市,房市肯定难以控制和治理;房市治理不好,其泡沫就越大,而泡沫越大,经济风险就越高;经济风险越大,决策者就越没有动机去治理,因为谁也不想在自己任内房市泡沫破灭,决策者所做的只是尽力推迟泡沫晚点破灭。但对社会和国家整体来说,入房市而避股市则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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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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