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综合来看，房地产税最终落地不会遥遥无期，相反可能会加速出台。最近，住建部明确表示中央“房住不炒”的调控精神没有改变。在此大趋势下，那些在全国范围持有大量房产的投资客，受房地产税的影响将较大，这些群体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调整自身的资产配置结构。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房地产税出台的影响比较有限，即便是全面征收，也会有一定的免征面积或纳税之后的退税政策安排。换句话说，房地产税不会明显增加普通居民的税负。
冷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为了提高村庄治理绩效, 村民自治的重心从选举转向了治理, 不过村民自治的治理转型具有区域差异。基于对宁海与秭归经验的比较研究, 发现两地面临着不同的村民自治困境, 村民自治转型的路径也不相同。完善村民自治的治理机制要立足于村庄现状, 否则就达不到治理效果。宁海农村主体在场, 社会分化高, 利益密集和任务密集, 村民自治转型的方向是“民主政治再造”;秭归农村主体缺场, 社会分化低, 利益稀薄和任务稀少, 村民自治转型的方向是“村治主体再造”。
景海峰
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
在中国遭遇社会转型的创痛之时，儒学沦为批判对象，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其后，在中国卷入现代化进程中，服务于儒学的社会环境消逝，儒学开始接受西方价值，走向以融合与汇通的路径，体现为一种哲学化的诠释；而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当代，儒学需要在吸收人类文明的基础上进行再造。儒学形态在当代不应该是封闭的，不是孤立主义的，更不能走向各种极端。
汪三贵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取得大规模减贫成就是高速经济增长和扶贫开发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在多个方面的制度优势是大规模减贫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障。未来三年,中国仍然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人群的贫困问题,从而实现到 2020 年消除现有标准下绝对贫困的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实现民营经济的良性发展要坚持“两个保护”的原则，即保护产权和保护企业家。不论国有、民营，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包括外资在华产权，都应以公平为核心，一律保护。实践中发生的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行为，主要的还不是私权力侵害私产权，而是公权力侵害私产权。包括来自于公检法、政府的某些违约行为，如“新官不理旧账”等。民营经济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健康的法治环境，国家应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经历2018年的腾挪调整，当前“稳增长”政策已突破瓶颈，正处在效力上升期。财政政策后劲充沛，货币政策的内外部约束消解，为“稳增长”提供了扩展空间。从必要性看，由预期面的修复到基本面的内生复苏，中间仍需要政策面的继续发力。2019年中国经济总需求虽能企稳，但尚不足以开启内生性的强劲反弹。外部风险冲击虽有缓和，但是隐患犹在。“促改革”和“防风险”亦离不开“稳增长”基础，因此“稳增长”难以松劲。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通过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A股市场，促进改善国内上市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同时学习境外投资者成熟、先进的投资理念，是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有助于改变国内股市“牛短熊长”的局面，真正建立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更好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政策层面正在积极发力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外部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也为缓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两难多难局面”提供了支持，整体前景并不悲观。但要想兑现这种乐观情绪，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环境，特别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走弱，国内短期内宏观政策的选择和执行存在的矛盾，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冷静看待当下中国经济局面，落地更多长期改革措施为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顾严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治理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如果家庭有意愿和能力自行照护和教育3~6岁的儿童，就不宜强制其将儿童送到幼儿园接受保教。如果家庭有需要让16~18岁的家庭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也不宜强制其接受高中阶段教育。但只要是家庭愿意让孩子接受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国家就应该组织相应的资源，提供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学位及配套的服务，并且由公共财政按照一定标准进行保障，这就是将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含义。
许光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允子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本科生
2013年11月29日，浙江省委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五水共治”这一项重大战略政策，旨在全面改善浙江省的水环境。回顾战略发展的过程，浙江省人民政府遵循协同理念治水，创新运用“五位一体”协同水管理模式、“河长制”与多样化的公众参与途径，5年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治水模式在推行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为进一步实现至2020年水坏境初步质变目标，需要更长效的合作管理机制，更加完善的协同治水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