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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著有《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三卷本、《商业银行管理》等

当前中国经济要摆脱困境,走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需要澄清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存在的误区,把握经济的内在机理和改革逻辑,才可能抓住经济转型和金融转型的核心问题,打破瓶颈,精准发力,释放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因此,系统把握改革的内在逻辑,厘清经济转型、金融转型和政府职能转换的相互关系,探讨并创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就显得格外紧迫。

马蕾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副教授

随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现行相关法律规范有些地方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土地改革的实践,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法律。通过对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的实地调研,并结合现行法律规范进行相关分析认为主要体现为:一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确权的效力方面,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和其他方式获得途径的确立方式不一;二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面,存在对流转方式的限制以及对不同流转方式的确立规范不同;三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主体方面,存在成员的资格界定、权利责任义务、成员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等问题。

黄祖辉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不论是乡村本身的振兴规划,还是乡村的振兴发展,都应该与城市发展,城市化战略紧密结合。所以,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充分发挥新型城市化的作用,要以新型城市化为引领。乡村振兴既是乡村本土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也是乡村人口空间不断优化的过程,换言之,在我国,即使今后乡村大量人口进城了,乡村还会有好几亿人口,这些人口在乡村的分布不应该是太散落,不应该是自然的分布,而应该是经济的分布,这就需要通过乡村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来进一步解决。

袁文瀚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在政府治理过程中,信用监管通过诚实信用的道德蕴含和法律原则逐渐演化成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手段,具有主体的公权性、行为的外部性、信息的公共性、措施的适当性特征,发挥着确保义务履行、优化监管模式、推动社会共治的制度功能。信用监管须受法治原则的约束,通过信用监管的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法律效力及法律救济等制度设计,使其符合行政法规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以充分发挥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体制的全部功效。

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对民营经济权益进行平等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不能因所有制的不同,对权益保护进行区别对待。

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和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养老保险改革的首要任务应是理顺目前“统筹等级低——高费率——低遵从度——低覆盖率——结余下降”这个恶性循环,应从调整政策的内在逻辑开始。笔者认为,要提高养老保险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先从提高企业、个人参保的遵从度和覆盖率着手。而提高遵从度,必应先降低养老保险的费率。低费率可以提高遵从度和覆盖率,做大养老保险的基础,达致养老保险基金增收的良性循环。

吴金铎

长城证券研究所固定收益负责人

中国城镇化空间仍然较大,都市圈发展大有可为。都市圈发展的落脚点和目标是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共享、产业分工协作、市场统一、环境和人口融合。因此发展大都市圈既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有利于人口等要素的空间流动,还有利于中国培育经济内生动力,形成新的增长极,大都市圈是中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的重要空间载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励及引进机制研究”课题组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向技术前沿迈进,需要有更多的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等人才。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应用和创新加速,知识结构更新节奏加快,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明显提高,要求劳动者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实现人力资本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是我国在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王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长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有新的态势,在传统消费亮点褪色、消费新旧模式格局基本稳定的同时亦有新的亮点出现。“新”主要表现在低线级城市消费能力逐渐增强,数字化加快发展催生新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产品需求,消费者更趋成熟理性,以及绿色消费理念不断深入带来共享经济繁荣。从消费潜力来看,消费增长的支撑力和阻力并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基础性作用的角度出发,应注意提高政策稳定性、精准性和协调性,着力稳定居民收入和消费预期,进一步改革增值税和消费税,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樊继达

经济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公共经济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生态经济

近年来,需求侧居民经济实力不强,扩大消费日益心有余而力不足;供给侧服务业发展滞后,消费品质量不高,供给较为单一。同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市场信用、消费监管机制不完善及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绩效不佳等限制了居民进一步扩大消费的可能性。持续扩大消费必须做好以下工作:增加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其消费实力,优化刺激居民扩大消费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消费能力,培育助力居民消费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营造保障居民消费的良好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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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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