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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研究发现,看总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金融危机前5年的平均值都低于全样本平均。这起码对“杠杆率高容易引发金融危机”这样一个判断提出了疑问。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危机前私人部门即居民和企业的杠杆率增速明显快于政府杠杆率增速,居民杠杆率增速明显快于企业杠杆率增速。从国际经验看,杠杆增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水平的重要性。虽然杠杆增速很危险,但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可以降低这些风险的程度。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全面理解财政政策服务全局的“积极”的含义,应有三个维度。第一,是在“宽财政”的表征之下,财政政策怎样掌握总量方面的调控优化。第二,财政政策的不可替代性,又是在于它有别于货币政策而应该在优化结构这个方面,更多地从宏观层面发挥它应有的特定功能和作用。第三个维度,就是中国要完成经济社会转轨,财政还必须动用公共资源去积极推进在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的改革,把调控、服务都寓于改革之中。

刘同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赵海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闫辉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作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平罗县坚持规则先行、分类推进和协同实施,并注重发挥村集体组织的作用,在农村土地和房屋确权颁证的基础上,结合自治区的生态移民安置,尝试了政府收储、以房养老、集体成员内部交易等多种方式的土地退出安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其制度创新在收储的可持续性、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协调性、补偿价格的合理性、改革的彻底性等方面面临挑战。

王新志

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宅基地改革的核心和重点。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形式,厘清村集体组织与农户的产权界限,细化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能,对顺利完成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硬任务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庄贵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中国的低碳转型在全球层面具有引领作用。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促进低碳消费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低碳消费在中国已经起步,但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在对与低碳消费相关概念进行辨识的基础上,探寻促进低碳消费的政策选择,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常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刘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总体来看,2018年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出现了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8年,包括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的244.0%下降到243.7%,下降了0.3个百分点。2008-2016年是我国快速加杠杆的时期,这8年间杠杆率共上升9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超过12个百分点。2017年是去杠杆富有成效的开端,杠杆率增速有所放缓,全年微升了3.8个百分点。2018年杠杆率得到进一步控制,相比2017年年末已经有所下降。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目前,我们的企业基本面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尽管这些深刻变化还没有反映在市场上,但是我认为,这些深刻的变化有可能给资本市场带来缓慢的、长期的改变,帮助我们脱离过去的周期循环。由于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所以企业都在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这种探索,使我感到中国经济的未来是有希望的。虽然我对于“寒冬已过”表示怀疑,但是我不怀疑中国的经济前景。

胡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在过去短短几年时间中,金融科技蓬勃发展起来,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金融科技以其跨界化、去中介、分布式、智能化等给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重大的挑战。由于发展迅猛、创新深入、跨界明显,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滞后于金融科技的发展,监管能力无法匹配金融科技的发展现实,导致金融科技发展倒逼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郝红梅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近两年,美国推行“美国优先”和“自由公平对等”的经贸政策,显示出较强的保护主义色彩。美国的系列政策调整对其他一些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世贸组织作用的弱化对跨国投资的负面影响则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增加投资限制措施和行政程序的势头持续存在,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利用其相对更低的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我国“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外商投资将继续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双向挤压。

马淑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蒋云峰

中指研究院研究员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实施的一系列商品化住房制度改革等,激发了市场活力,我国房地产企业在经营规模上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但在发展质量上,与世界一流房企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国房地产企业传统上采用的“重规模、轻质量”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必须向“重质量、控风险”的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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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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