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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外商投资法》是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一步,但这还只是一个新的起点。作为一项法律,《外商投资法》不可能覆盖到所有问题,有许多难题待解,需要继续推进配套法规的制定。总之,中国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充分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面向各类所有权性质主体的平等透明的制度环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

工业互联网是工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的基础,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的“下半场”,有着与消费互联网不同的特点,需要满足企业应用的高安全性、超可靠、低时延、大连接、个性化以及IT跟OT兼容的要求,需要开发对工业互联网优化的ICT技术,虽然现在还有很多的技术不够完善,但并不意味着工业互联网现在就不能启动。工业互联网的全面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企业都可以启动,可以从任何阶段启动数字化转型的工作,以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并重来应对发展中的挑战。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如果思想史研究要奠定它的“中国性”,更重要的是如何确立它切合中国思想传统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概念工具和评价立场。特别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传统观念的梳理中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正因为如此,近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一直在关注和追问一些既有关历史,又有关现实的思想史问题。

何佳

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金融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是金融的全局性本质和中国渐进性改革发展模式的局部性本质的矛盾;中国金融的主要特征就是定价体系的紊乱和渐进性改革结构性套利并存。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的金融规律,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推动科创板的建设,并且使之带来的风险可控。在实施注册制和市场化发行时,要非常谨慎,要有基于可行性分析基础上的各种预案。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4月政治局会议删除了“六个稳”的提法,重提“结构性去杠杆”和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其精神与2018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和中财委会议相似,反映出外部环境改善后,宏观政策正在从因外部风险而进行的暂时性调整中回归。这说明政策当局解决经济结构深层次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决心从未动摇。这意味着当前政策难以进一步宽松。不过,此次会议仍然认为国内经济有下行压力,这意味着宏观政策还未到转向之时。

王炳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标准与严要求的刚性“挤压”、物质利益上的“失落”、“天花板”阻隔与“旋转门”缺失,都是干部“职业倦怠症”的诱因。要客观认识干部的“职业倦怠症”,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治疗干部“职业倦怠症”的灵丹妙药,要关心干部、爱护干部,从根本上消除干部“职业倦怠症”产生的土壤。

彭文生

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著有《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

逆周期调节并不必然意味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关键是政策路径和工具的选择,在结构转型期的总需求管理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逆周期调节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稳增长应该主要靠财政扩张尤其是减税。

唐天伟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文宇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峰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国不同地区贫困县政府扶贫效率及测度因素存在不充分性,并且同一地区内部的不同省域贫困县政府扶贫效率及测度因素不充分性问题更为凸显。解决这种不充分性的对策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西南、华北、中南地区为重点,扭转精准扶贫政策资源瞄准偏移、力度不够问题,优化当地扶贫服务投入结构及质量;二是创新精准扶贫机制,充分发挥相邻城镇对贫困县农村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李雪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教授

在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的工作中,社会领域的风险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涉及面广,关系到各级党委政府及各党政工作部门,值得认真研究其重大风险的化解防范之策。

高啸

南京农业大学

张新文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戴芬园

南京农业大学

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学两界的主流观点是通过土地大规模流转来培育多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以联耕联种和按户连片为代表的规模化家庭经营模式创新证明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村级组织的统筹领导、社会化服务的统一供给是弥补小农家庭经营模式不足的关键。在此过程中, 应明确村级组织的权责边界、协调分化农民的利益需求、实现系统化的政策支持。如此才能使两种农地制度创新具有可推广性, 最终服务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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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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