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其它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于，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具有强劲的惯性力量，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与实施力度均明显大于主要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韧性增强，推动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实现，可以确保中国经济未来一个时期平稳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效益和质量同时会得到不断地提高。

遵循市场内在规律，重要的是让市场资源配置，提升经济的自由度和流动性，提升经济的开放程度。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在简环节、优流程、转作风、提效能方面发力。提供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有利于推进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改革。夯实市场经济基础，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大产权保护力度。

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确立经历了宪法监督、备案审查、“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等尝试或探索的过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宪法监督的整体的开放性框架下，中国建立了一种融宪法监督、备案审查、“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于一体的复合式宪法监督制度体系。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不是一个理性的构造过程，主要是一个经验的积累过程。执政党政治资源的转换催生了合宪性审查制度，但合宪性审查制度不是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终极形态。

2012年前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所谓的大数据、云计算，包括当时3G、4G大规模的商业性应用，突然一下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就涌现出来。这些新经济、新模式涌现出来后首先带来的就是效率的提升，相当于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数字经济这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可以说给宏观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带来市场自发的广义信贷扩张放缓，最理想的对策是进行结构性改革，重点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市场公平竞争。包括提高土地要素市场化交易程度，保障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配套公共服务，放松对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管制以及纠正不公平市场竞争，对国际市场更大范围的开放以及保持竞争中性原则等。二是发展新的信用扩张工具，尤其是资本市场以及高收益债券市场。三是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和服务。

由于蔡英文政府至今不肯明确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自2016年5月逐渐转冷而陷入僵局。2018年以来，美国国会和政府的一系列“亲台”举措使得两岸之间的对抗态势明显升高。目前看来，一定程度的对抗状态会持续下去，也许还会继续升高，但是台海局势尚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完全失控。中国大陆应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看待台湾问题，在坚持战略自信的同时，继续丰富和优化战术手段，努力推进祖国统一。

截至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也面临一些困境，亟需解决。精准扶贫政策出现执行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执行主体的有限理性、执行对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执行环节的监管低效、执行保障的配套缺乏。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 乡村衰落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驱动的必然结果。自工业革命以来,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居民福利等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各国针对农业农村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法律和政策设计。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推进适应我国国情的乡村振兴制度建设, 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现在氢能源的产业链水平在全球的地位，与多年前电动车十城千辆启动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基本相当，技术储备上弱于日本、美国等一线企业，但关键零部件已经开始逐步突破。随着市场需求增大、顶层设计逐步完善，氢能源将如同锂电池一样，获得快速发展。而未来锂电与燃料电池也不会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在中国迈向“工业4.0”的21世纪，广大工人是半无产化的农民工，他们常常在城乡之间流动，工作不稳定。近年的劳资纠纷大多数集中于对工资福利的争取和工伤职业病的赔偿等，“机器换人”目前还没有在工人群体中有深入的讨论。再加上技术自身的两面性和主流媒体一边倒的吹捧，工人很容易就对技术升级抱“欢迎”的态度。但是，如何在“机器换人”的大背景下保护自己的权益对工人来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无人工厂”不应是“无声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