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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魏钦恭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研究员

邹静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研究员

曾晨

京东公共战略研究院院长

在总体消费趋势上,居民消费贡献率不断提升,拉动经济作用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明显,生存类消费下降、生活享受类消费提升。从人口结构变动来看,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支出结构迥异;人口结构变化作用深远,供给、需求两侧均受影响。从消费方式变革来看,居民网购消费额逐年增加,中小城市贡献率不断提升;电商效应明显,消费方式变化有助于平抑空间差异。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袁璐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大企业是我国大企业群体的龙头和主体,一批国有大企业不仅规模达到了世界级,技术、管理、国际化水平等也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大而不强”的问题始终非常突出。培育一批国有大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必须坚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以激发和增强企业活力为根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积极推进商业类国企集团层面“混改”,强化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改革,大力发挥国有企业家作用。

梁红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负责人

我们估算,1月1日起开始“全套”实施的个税改革有望增厚居民可支配收入5000亿元左右(总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2%左右)。估计1季度单季个税少收近2000亿,约占当季可支配收入2%。4月1日期执行的增值税(VAT)税率下调及其他配套措施、5月1日起执行的社保费率及税基下调可为企业减负约达5000亿人民币。同时,随着政策组合向“宽财政、稳货币”换挡,下半年内需增长“引擎”也可能由消费和制造业投资“接棒”。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显著特征是“政策驱动”。政策驱动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得益于行政权力的强制性、锦标赛体制以及对顺从的激励。但随着这种改革模式日益常规化,政策实施过程中“顾此失彼”“制度区隔”“目标替换”“拼凑应对”等层出不穷。要避免政策驱动改革的局限性,应以治理的现代化和改革的法治化为契机,以高质量的政策和创新的知识驱动高质量的改革,进而以高质量的改革驱动高质量的发展。

熊芳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既是法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也是乡村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前一个时期, 除工业乡镇有所发展外, 乡村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的外流。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 将大量农民从乡村中剥离出去, 客观上也将乡村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之后, 城市的扩张、基础设施的改善, 推动了人口的回流和“乡村的复兴”, 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功能也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逐渐从对立走向互动和互利。

沈费伟

博士,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长期以来, 中国在政府主导型的农村发展战略指导下, 乡村社会虽取得一定的发展, 但依然面临着各种社会问题, 如空心化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等。基于赋权理论的研究视角, 结合英国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 本研究将从个体、组织和社区层面赋权3个方面, 阐明当前中国乡村振兴的路径指向。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熊柴

恒大研究院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几百年来,全球史诗般的人口大迁徙引发了区域兴衰、产业更替和霸权更迭。人口带来的居住需求更是房地产发展的基本需求,引发了各地区房地产市场的荣衰,美国东西海岸线城市群的繁荣映衬出东北部铁锈州的衰败,中国三大城市群崛起映衬出东北的没落。是什么驱动了人口大迁徙?未来中国人口向何处?带来哪些机会和挑战?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财新网专栏作家

一方面,民营企业在资产扩张的同时,资产负债率还在上升,表明民营企业负债扩张的速度更快。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回升幅度明显小于国有企业,同时民企的利润增速明显快于国企,说明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更快。结论是,在去年底以来一系列民企纾困政策的支持下,民营企业的规模扩张明显加快,但是伴随着相对更快的负债扩张和相对较慢的利润增长,规模扩张的效率并不高。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当前,全球科技发展进入活跃期,呈现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新特征,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产业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形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中国科技创新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对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对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正当市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4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犹如一盆冷水,一下子浇灭了本已在降温的降准预期。尽管很多人嘴上不愿承认,但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可能性已经明显上升。从去年下半年中国不断加紧“逆周期”调节以来,市场其实对中国经济政策出现了几个误判,而这样的误判也导致了目前的政策预期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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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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