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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胡彬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余子然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博士生

区域政策是通过政策资源的地区指向,有目的地对某些区域实行政策倾斜,以改变由市场机制作用形成的空间结果。区域政策的地区指向涉及政策实施的空间范围、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内容与措施,衔接着国家战略和地区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因此,需明确其在区域政策指导与反馈过程中的载体作用,在分析当前国家战略的内涵扩展与深化以及地区发展的需求升级内容的基础上,确定区域政策地区指向优化的方向。

王秋瑞

上海律师

2019年6月25日,《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二次审议。修正案二读中已注意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如何入市的问题,但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法,而是将该任务交给了国务院。至于国务院将如何制定相应实施办法,目前尚不得而知。那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所面临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到底有哪些?笔者认为,最主要、最关键的是六个问题。

胡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经济学博士,高级工程师

李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学者们认为雄安新区宜定位为副省级行政区,但对于其具体的行政归属,经济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雄安新区的设立与发展将显著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将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一体两翼”的北京空间优化新格局;接近半数的经济学者认为高层领导的重视是雄安新区发展最显著的优势,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者担心雄安新区的建设将以行政力量为主导,从而制约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

冯林玉

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秦鹏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

生活垃圾分类在过去十多年陷入裹足不前的怪圈,有其背后特殊的中国式境遇和否定性经验。这可以用“四个断裂”来概括: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在法律体系中的断裂、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断裂、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的断裂、法律政策设计初衷与运行实践的断裂。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良好实现,除了实质化、具象化和可操作的体系内容配置外,还需要义务性质以外的其他方法的支持,例如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政府单中心治理逻辑的转变以及智慧社会背景下“互联网+ 精准监控”。

罗立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

郭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

从总体规模来看,中国已迅速成长为服务贸易大国,2016年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但是增长最快的不是出口而是进口,导致逆差从2005年的55.02亿美元扩大到2018年的2581.99亿美元。目前中国服务贸易领域正处在由传统比较优势向本地市场效应优势转换的过程中,在国内服务需求扩大而供给能力逐渐提升的过程中,服务进口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常现象。但是考虑到不少服务业领域仍然存在可贸易性较低的状况,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服务市场扩大最终还是会帮助形成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优势,而服务业扩大开放有助于加快这一优势的形成。

林汉川

浙江工业大学

刘淑春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须加快实施中国制造标准化战略,推动制造标准先进化和国际化,为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标准实施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中国制造质量的高低和优劣。通过严格的标准实施,保障产品技术先进性、质量稳定性和功能可靠性,有利于提高供给系统对需求系统的适应性。以全面标准化实施促进全面质量管理,有利于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的国家级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及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接近200个,还有200多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数接近500个。全国省区市级的各类新区约3500个。各类新区新城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体。但是,现阶段各地的新区新城已经“饱和”。这种“饱和”并不是没有空间了,而是没有新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创新的要素进去。今后要苦练“内功”,构建区域创新体系,这已经成为“十四五”及更长时期发展的关键。

付晓东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著有《投资环境优化与管理》《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与区域经济》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生产力布局及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初创打基础、“大跃进”增加产量、“三线建设”提升实力、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沿海率先发展、“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城市群、自贸区、国家级新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波澜起伏的壮观历程。从总体上看,区域政策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三个阶段,有过失误和教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城乡的住宅,向着几十层高楼单一化的方向奔跑,若不紧急刹车,十几亿人口很可能都会上几十层住宅高楼居住,这对一个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文明和安全等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从人口学家们对生育和环境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人们越是居住在乡村和小镇上的低矮宅院中,生育率越高;越是居住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楼宇中,生育率越低。如果连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的居住也普遍高楼化,数百年后中华民族还会存在吗?

蔡继明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986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用规划和用途管制完全取代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虽然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土地管理法》历经1988年、1998年和2004年三次修正,直至目前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土地管理法》第四次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仍然保留着浓厚的计划和行政配置土地资源的色彩,如果不对现行法(及其第四次修正案草案的若干条款)做根本性修改,则不仅前期试点前功尽弃,而且将极大地延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进而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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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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