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分析人民币汇率政策，固定汇率不太容易吸纳外部和内部的冲击，相对灵活的汇率可以在面对冲击的时候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尽快实现有管理的清洁浮动汇率。汇率不够灵活可能已经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道重要障碍，“拓流入、限流出”的跨境资本管理不可持续，更加紧迫的问题是明年IMF又要开始对SDR做评估，汇率有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方面。
杜秦川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持续放缓、投资增速下滑、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缓慢、民企融资渠道较窄、去杠杆与防风险任务紧迫、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不足等多方面风险挑战。综合来看，在多种问题和困难均面临多重约束下，推动股市走出既平稳又安全的“平安牛”，是缓解当前经济面临多重困局的重要着力点。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宏观层面上评价，较好的财政税收政策，它会落到微观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力求让他们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功能，这个逻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考虑减税的理论原点——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活力能不能发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减税，就是要服务于让这些市场主体的潜力尽可能发挥出来。
陈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政活动有三种合法化形式：功能与制度合法化、人事与组织合法化以及事务与内容合法化。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是三种合法化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之后，维持新机关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是我国宪法的要求。新机关应继续发挥宪法赋予的行政职能，在人事与组织以及事务与内容方面的合法化链应得以维护。
于法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侯效敏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郝信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助理工程师
当前,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两大因素。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大, 收集困难, 处理率低;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对经济条件存在依赖性以及明显的区域局限性, 特别是对广大山区、丘陵地区的适应性不足。在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 存在着政策执行不到位、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技术空间适应性相对较差等突出问题。新时代要实现乡村生态宜居, 应当从强化顶层设计入手, 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 同时加大资金投入, 完善基础设施, 实现技术与模式的创新。
杨建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不可以独立适用、更不可以随意套用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该要件的适用需要跟其他要件相结合，并且只有在进行过程性裁量判断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合乎目的性的统制。结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诚实守信的阐述，“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可以将这里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理解为广义上的公共利益，是在对各相关利益进行综合衡量判断基础上所确认和实现的公共利益。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有着本质区别。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应该定位在都市之外的县域范围, 包括县城、集镇与村庄的统一体。乡村振兴不是村庄振兴, 它本质上是县域的全面振兴。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振兴, 既能实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 又能协调基础建设与全面振兴的辩证关系, 还契合了农民渐进城镇化和半城镇化的特点, 能够在人与资源上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沈恒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完备，但大而不强问题突出。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生产管理效率较低。在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管理效率，重塑竞争优势，数字化转型正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当前，需更好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解决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难点问题，切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必须回答的五个问题：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第二，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建设一个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第三，在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第四，是通过把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应被改掉的那些东西当成体制优势？第五，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中，中国只是当一个后来者，还是要走到前边当引领者？
李友梅
上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代表作品有《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乡土文化转型》等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市场机制在调节“秩序与活力”的关系平衡时，虽然激发了社会活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但由于市场逻辑快速渗透于社会生活领域，又带出一些始料未及的诸如发展不均衡、社会不平等、民众生活预期不稳等新问题。而且这些新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对“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带来了更大挑战。因此，推进“社区服务”成为国家民政部当时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