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向全党全国提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重大战略中要坚持“三个优先”的要求，所谓“三个优先”即就业优先、教育优先、农业农村发展优先。如何让“三个优先”在乡村得到充分体现，是乡村振兴的重头戏，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大文章，应以浓墨重彩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应当是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的有机结合体。我们曾经相对重视强化生产功能，之后逐渐发展为重视生活功能，但往往忽视生态功能。后来许多城市虽然重视生态功能，但对生态作了较为肤浅的理解，往往是修建几个公园、改造几个河道或者建设几个绿色走廊等，生态成了单纯的景观因素或休闲场所，与生产和生活割裂开来了。新时代，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涉及五个关键词，即精细、协调、活力、厚实、温馨，要紧扣它们下功夫、作文章。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农村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形式，它保障了参与的机会平等，保障了参与的权利平等，促进了参与的积极性，促进了意见形成的公共理性。农村协商民主对精准脱贫具有时代意义，通过农村协商民主，为脱贫工作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精准脱贫等环节建立起新的工作机制，构建起新的模式，为精准脱贫提供制度保障。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与脱贫长效机制的衔接和联动，既能够创新推进脱贫攻坚任务，又可以确保脱贫攻坚战如期打赢。

1860年法国的《山地造林法》带有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强调普适性和去本土化。国家一方面被塑造成国土环境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捍卫者，但另一方面也被南部山区市镇视为对地方自治传统的一大威胁。1882年的《山地恢复与保护法》部分吸纳了“社会保护观”，山地恢复工程与山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结合使法国山地环境整治融入了社会层面的考量。法国山地环境治理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态脆弱地区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多方协作。唯有充分考虑民生，使环境整治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三者并行，方能持久和有效。

强化“生命共同体”系统思维，推进全域综合整治、系统治理。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出发，推进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以问题为导向，尊重自然，以自然恢复为主，由工程治理思维逐步转变为自然修复加必要的工程措施，系统治理国土、环保和水利等问题，从局部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同时，要从政区分界向区域协同转变，从流域分割向流域统筹转变，协调好政区间、上中下游等关系，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前整个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货币政策有必要适度向偏松方向调节以支撑实体经济运行企稳。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调节方向是控总量和调结构，不太可能搞大水漫灌似的资金投放。而在流动性合理充裕条件下的这种资金流向结构的优化，其实质是对非信贷融资收缩产生的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压力的一种针对性对冲。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经济活动逐渐从实体转移到网络空间，所形成的数字经济以其强大的全球整合能力与高社会渗透性成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增长20.9%，占GDP比重的34.8% ，但我国以及世界各国，仍处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阶段，传统经济数字化尚未完成，“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主体地位仍在确立过程中，经济生产效率还有待提高。目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缺少整体规制。

顺应服务经济新需求的八大政策取向是：第一，宏观调控政策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第二，产业结构政策应采取制造业与服务业中性的政策。第三，技术开发政策应当将技术开发更多交给市场，政府提供应用场景。第四，产业组织政策应该注重同时形成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 第五，国际竞争政策应该从总体中性趋向国民待遇。第六，国际收支政策要统筹考虑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第七，公共服务政策可以选择性地发挥市场作用。第八，科技治理政策要引导形成有效共治。

数字技术革命正在推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亟须明确数据权利。目前，我国相关法规尚未将数据财产属性纳入数据权利范围，需尽快明确各类数据权利内容。建议明确政府对政府数据管理使用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公众的使用权利和义务，赋予非个人商业数据生产者所有权，明确自然人的个人数据权利，允许数据控制者对匿名化数据享有限制性所有权，加强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制度接轨，通过隐私机制和安全例外实现数据主权，规范监管部门为履职获取数据的权利和要求。

由美国私营企业主导的数字货币已进入倒计时，若其能顺利开展，将严重影响中国跨境支付自主权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我们可以参考美国以及新加坡、日本的做法，对现有数字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允许商业机构基于类似稳定币的模式开展跨境支付业务，或者提供便于创新的“监管沙箱”，让业务创新实质纳入现有支付监管框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