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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李华胤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结构上强调“行政、自治、民主、服务”等多种功能的整合和均衡。乡村治理体系距离农村基层群众最近,既是治理的末梢,也是政权的末梢,更是服务的末梢。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将承担更多的功能,具体来说,主要包涵行政、自治、民主、服务等多种功能。但这些功能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构成了均衡关系。因此,新时代乡村善治体系也体现为一种均衡型治理,既要均衡自治与行政,也要均衡民主政治组织建设与公共服务。

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计算社会科学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的领域是决策科学,它将给决策科学带来巨大且根本意义上的革命。更具体地说,计算社会科学完全有可能让人类的许多重大决策能够更加基于客观的大数据和计算机模拟,从而让传统的绝大部分依赖于专家的主观意见的决策变得更加科学,尽管专家意见仍将有其一席之地。

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教授

各级政府进一步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对财政平衡与财政可持续问题应有长远考虑,实行多措并举。比如,在控制并减少政府支出的同时,深入推进政府机构和人员改革;全面实施绩效预算,向管理要效益;适当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发行规模等。尤其应积极挖掘收入管理的潜力,通过重整政府收入体系,提高财政部门对整个政府财力的综合统筹能力,为财政可持续提供支持。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走向真正的浮动汇率制还需要持续推动改革,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定价方式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央行要退出常态化的、直接的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转而使用间接调控工具进行干预;还要发展有深度和广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解决境内外外汇市场发展不一致的问题,这又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紧密相连。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过去十几年的状态,不管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不管是大城市、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区县城市,总之是全面开发,四面开花到处都是房地产,是个全民造房运动的时代。从现在开始,往后的十几年,房地产不会出现四面开花,东西南北中全面发热的状态,但是房地产还会有三个热点,一个是中心城市。第二个是大都市圈,第三个热点地区是城市群。

车宁

中国农业银行网络金融部高级经理,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理事

面临Libra咄咄“逼宫”之势,在国内企业士气可用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应将我国自己的数字货币研发引导至快车道,同时以前期ICO监管为鉴,在类似监管沙盒的完整风控体系下,设置必要的准入门槛,鼓励对于区块链技术有真实研发投入和成果产出的机构,特别是在数字货币支付和与金融机构合作方面积累有丰富经验的机构率先开展试点。另一方面是要为实践营造必要的支持环境。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退市制度改革7年来,成效却并不明显。在2012年退市制度改革前的五年间(2008——2012年)居然没有一家A股公司被强制退市,而且在新退市制度实施的近7年间(2013——2019年),仅有16家A股公司被强制退市,年均2家,远不及2001—2007年间年均6家A股公司被强制退市的水平。很显然,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而科创板横空出世,并首推IPO注册制。这导致A股游戏规则出现了重大改革与变化。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科创板代表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未来,在引领制度创新方面任重道远。科创板能否成为中国优质科技企业的“筛选器”和“助推器”,真正实现优胜劣汰,让好企业可以融资上市,坏企业有畅通的退市机制,将是科创板成功与否重要的重要标志。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市和退市同样关键,因而建立良好的淘汰机制,退市率将是衡量科创板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合理分配金融资源,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尤为关键。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人们不能忽视个体道德衰落的现状,因为正是道德才构成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一个社会没有了道德准则,这个社会就会面临解体的命运。另一方面,人们更不能陷于悲观状态,而是应当积极转型寻找道德重建的资源和机制。如果人性不变,那么如同以往,就要寻找道德的宗教和世俗的基础。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程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于晓华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

在城市化率接近和超过70%以后,德国应对乡村衰落的主要做法是,以产业的“逆城市化”增加乡村就业机会,以“村庄更新”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生活品质,以欧盟“引领项目”促进乡村地区综合发展,以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德国的经验表明,均衡的城市化和生产力布局更有利于城乡互动、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和切入点,不同发展阶段乡村衰落的内在逻辑不同、促进乡村振兴的策略也必须相应调整,促进乡村振兴有必要营造社会氛围、集聚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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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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