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
诺亚控股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研究官
如果说科技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硬”技术，那么企业管理实践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软”技术。对于中国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相比难以实现的科技创新和难以改变的制度因素，实施优质的管理实践“知易行易”。尽管经济下行给企业管理带来压力，但这也是进行改革和调整的好时机。中国企业只有经历“磨砺“，才能迎来“生辉”的时刻，才能够真正做到“行稳致远”。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著有《经济学原理》《半周期改革现象——我国粮棉流通政策与食物安全研究》《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大国追赶的经济学分析——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等多部著作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国在平稳实现潜在增速换挡过渡并成功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也面临如何应对史上最长下行调整期的现实困难。决策层近来高度关注并针对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对目前经济稳增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日前发布的6月份数据也显示，相关政策正在产生预期效果。不过，断言经济下行压力远去为时尚早。那么，为什么本轮经济下行调整持续时间特别长？转入内生景气增长受到什么因素制约？
柏先红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
刘思扬
现就职于国家统计局农村司
农民对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充满美好向往, 受访农民最期盼的是“生活富裕”, 占40.0%;其次是“产业兴旺”, 占22.7%;对“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分别占17.6%、13.8%和5.4%。资金、技术和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最关键因素, 受访农民认为乡村振兴最急需的是资金, 占64.6%, 其次是人才, 占52.3%, 再次是技术, 占50.8%3。
曾红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博士
农业托管企业通过优化配置小农户的技术、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 为小农农业现代化助力。研究发现, 无论是全托模式还是半托模式, 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小农户种植过程中生产要素缺失问题, 其产生的显著收益是小农户参加农业托管的主要动力。农业企业通过向农户销售农资和实施标准化技术管理来提高果品质量, 从而从农业的上游和下游获得利润是其提供托管服务的主要动力。
王华庆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良松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凡是竞争性的产业行业，越开放，产业竞争力越强；越保护，企业效率和竞争能力越低。在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面临的国际竞争将越来越激烈，以开放促改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完善金融管理体制，尽快实现利率并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钱立华
兴业研究公司高级分析师
方琦
兴业研究公司分析师
鲁政委
兴业银行和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获得了巨大的突破，绿色金融制度创新加快、体系建设也稳步推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以及碳交易等市场规模均名列全球前列。未来可以考虑更多的绿色金融激励政策，以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采取监管创新（如针对绿色融资期限错配痛点实施定向降准、降低绿色融资的风险权重以及考虑让绿色债权优先受偿）和产品制度创新 ，来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
张占耕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农业70年是在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发展和壮大的70年。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农业创造了许多令世人敬佩的奇迹：中国农业在中国这块人多地少机会成本极高的土地上解决了千百年未能解决的粮食问题；中国农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功地支持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并进入农业现代化的快速通道；中国农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具有自己特色的农业市场化经营。
王东京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马朝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无论生产要素向何处流动，它所改变的只是城市的规模和城市的生长点，而不可能改变消费选择聚中和工商企业扎堆规律，故城市化的趋势不可能逆转。具体对中国来说，目前我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仍任重道远，因此我们绝不能受“逆城市化”的误导而放缓城市化进程。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养老三支柱模式，即由作为第一支柱的法律强制的公共养老金即基本养老金、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个人共同缴费的职业养老金计划（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和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储蓄计划（商业性养老保险）共同组成养老保障体系。对“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我们要进一步凝聚共识，针对性地解决一些可能产生阻碍因素的问题，降低摩擦系数，以积极推进其建设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中对于养老保障体系的客观需要。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著有《后来居上:中国工业发展新时期展望》《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为了提升潜在增长率和可及增长率，我们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些重大的结构性调整政策。目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更紧要的任务是通过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缩小潜在增长率和可及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而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上，因为其空间已经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