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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蔡庆丰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对于金融部门而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准确定位是发挥金融部门功能的本质要求,金融机构的功能异化,货币超发只是表面原因,银行过度依赖利差收益、国企刚性兑付、以及金融监管水平有限,才是更为本质的原因。由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推动增量金融向存量金融过渡,促使金融部门能够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杜鹏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面临着如何构建新时代老龄化社会治理模式的挑战。在人口老龄化即将再次迎来历史性增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40年我国在综合治理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对于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就显得尤为必要。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城市化委员会做城市化质量评估研究有相当大的挑战性,也有相当大的责任担当。 我觉得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值得进一步思考。在体现城市化质量方面,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方面是一个重要指标,每年吸纳多少农民工是一个重要指标,公共服务是一个主要指标,我觉得经济权重要降低一点。

乔钦彧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博士生

Henry Lee

贝尔弗尔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环境与资源项目主管

电动汽车在其寿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内燃机汽车要低43%,但电动汽车生产制造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制造内燃机汽车排放的温室气体要高,因此,当电动汽车取代内燃机汽车时,全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约36%。所以,从全国平均影响看,使用电动汽车将略微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如果能在制造电池环节采用更为清洁的技术和先进工艺,提高车辆回收率,将可以更好地促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概念之一,为寻求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安排体系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基本遵循。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支撑,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新形势下,如何全面认识理解财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人们真正应当忧虑的是人工智能所能给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多重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在发生,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更不用说有如何应对的知识准备。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不用像从前那样使用大脑追求满意的生活了,信息到处都是,随时抓取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用太多的思考,甚至不用思考,长久下去,大多数人的思维能力必然衰退和弱化,从而演变成高度依赖外界提供信息而生活的“活尸人”。

杨望

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宋柯璇

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研究员

目前传统的养老模式正面临难以提供实时、高效、智能服务的瓶颈,养老服务更需科技助力,智慧养老已成为养老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在技术的支持下,智慧养老能够延伸到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饮食起居、医疗医护、休闲娱乐等等,而且提供的服务更加及时、高效。政策的支持也是智慧养老发展的重要推动。中国养老服务的供需缺口十分巨大,智慧养老的服务模式契合了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加之科技发展与政策支持的双重驱动,未来发展大有可为。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葛婷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在改革期间所采取的大量的抑制性金融政策,其实是为了支持“双轨制”的改革策略,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效率相对偏低的国有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但金融抑制既有降低效率、增加风险的负面效应,也有加快中介、支持信心的正面作用。抑制性金融政策在一个经济中的实际效果,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对比,而决定这个对比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场机制成熟的程度。分析表明,在中国改革的前期,正面效应主导,而在近期,负面效应开始主导。这也表明,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金融改革,

熊鸿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不同平台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争夺用户数量、扩大市场规模,还在更广泛意义上争夺消费者有限的注意力和向商家、开发者提供足够的关注度。不同数字平台的竞争优势建立已不局限于特定的产品或服务层面,而是依靠高频度的创新来争夺稀缺的用户时间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快速变现。准确认识数字平台竞争的主要规律,对探索适应平台经济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创新监管方式意义重大。

熊伟

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房地产税是党中央确立的重大立法事项,已经被列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备受全国人民瞩目。尽管如此,由于立法的思路和方案从未披露,每个人都在根据经验和猜想进行解读。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要开征房地产税?如何保证不同纳税人之间的公平负担?现行房地产税制该怎样配套调整?纳税能力不足时是否可以得到照顾?家庭基本的居住面积能否免税?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时时透露出对房地产税正当性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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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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