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型中国农村社会中，伴随国家权力的介入及传统权威的衰弱，村庄生活共同体走向式微，由日常生活矛盾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行为普遍发生。信访制度成为村庄边缘人借以抗争主流社会的武器。应对边缘人的挑战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剩余”问题。国家通过信访体制吸纳村庄生活政治。国家塑造农民上访行为的三种机制呈现为激发机制、吸纳机制和再生产机制。基于生活政治的视角研究农民上访行为不仅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学界对“国家如何塑造农民抗争”这一问题的理解，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反观国家。

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控制（1978—1991年）、管理（1992—2005年）、服务（2006—2017年）等三次范式转变，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策目标经历由纳入管控、规范管理向保障权益与促进融入的调适；政策价值取向经历由农村偏好、城市偏好向城乡统筹的转换；政策工具经历由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向行政命令、市场调节、法律规范等多重工具并用的过渡；政策主体经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主向中央职能部门为主的变动；政策对象的称谓经历由歧视话语向正面话语、具有劳动力价值向具有城镇化意义和关注农民工个人向关注随迁及留守家属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人力资本扶贫(教育、医疗、性别平等、妇幼健康、碘缺乏防治)、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交通、电力、信息化及安全饮用水)、人居环境扶贫(厕所卫生、改炉改灶、易地搬迁)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扶贫(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自然灾害救助及农业保险)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在根除贫困和加强乡村治理上更是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2020年根除贫困以后在防止返贫上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目前看，Libra很可能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这也符合我国现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汇率市场化进程。同时，除国家另有规定的极少数情况外，我国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是美元化。

201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9〕第15号公告，宣布将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形成机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启动多年却难尽全功，货币政策传导主路径受阻的状况下，人民银行的此番举措可被视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子午谷之谋”，是在常规货币政策传导的“大路”之外，打造货币政策传导“小路”的尝试。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三峡”在未来十年能否冲过去，和财税改革以及其他领域的重点改革息息相关。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公权体系和公民这三大基本经济关系必须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要推动滚动预算和全面绩效管理走向成熟；要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重点事项并加快配套改革。要将三大改革视为有机整体，把握体系框架来进行通盘规划与优化。

国内物流平台成长迅速，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少数平台的服务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但总体仍处于初级阶段，商业模式、定价、质量、市场秩序等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物流平台未来发展要以需求为导向、市场为核心；深度专业化与差异化；拓展“互联网+”“智能+”；持续创新商业模式；打造开放共享共生的生态体系。

当前，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相比，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比较突出，基础研究比例偏低，主要靠政府投入，企业的基础研究严重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较弱。与此同时，国际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创新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撑。因此，应在保持中央财政稳定投入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引导和鼓励企业多渠道参与基础研究。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弊病暴露无遗，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在民众中所引发的失望和愤怒情绪直接导致了民粹主义思潮和势力的兴起。如何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其恢复社会包容性和经济增长的潜力，成为了当前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在此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带有“乌托邦”式的制度尝试重归西方国家的“政策工具箱”，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率先推出了试点项目。

近年来，产能过剩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国务院相继颁布和实施了许多具体化解措施，其中包括去产能。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其当务之急是处理好僵尸企业问题。政府过度干预、GDP晋升激励机制、金融资源错配和预算软约束是僵尸企业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应在减少行政干预、完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硬化预算软约束、加强僵尸企业的债务管理和处置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僵尸企业的退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