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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李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海绵城市是基于环境保护的理念,运用合理的技术手段减少地表径流的损失,使水资源在城市中得以充分利用。具体来讲是在雨季时将雨水进行吸收、储存、渗透和净化,干旱季将储存的水进行分配和利用。我国发起的海绵城市计划旨在回收70%的降雨。近年来,对于海绵城市的理论已较为成熟,海绵城市的建设也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就目前试点城市的现状来看,尚未让市民明显感受到“海绵城市”的效果。

刘静坤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针对冤假错案的认识、讨论和应对逐步趋于理性,这反映出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的历史性进步。但不容否认,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冤假错案仍然具有发生的现实可能性,这要求我们必须持续深化司法制度改革,降低冤假错案风险。有效治理冤假错案,要总结冤假错案的系统性风险,关注风险的制度偏移趋势。从风险视角看待冤假错案,应当强调冤假错案的风险防控,并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基础上,探索构建行之有效的新型制度机制。

王东京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保护生态环境,关键在内化社会成本,使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大体保持一致。对此,庇古提出的方案是对污染排放企业征税;而科斯提出的方案是界定排放权,并通过市场进行排放权交易。很明显,庇古方案强调的是由政府限排,科斯方案强调的是用市场机制限排。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表明,用市场机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而改善生态环境,重点在内化社会收益,建立起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平衡机制。将社会收益内化,办法是为不同的生态环境要素找到委托品,并设计出相应的盈利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投资,为生态环境资源确权,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变资产。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建设短板,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新一代创新型企业的支持不够,具体原因在于漫长的上市审核周期和同质化的发行条件,而且,制度创新的节奏跟不上新一代创新型企业的特征。为了鼓励科技创新,为科创型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也为了让投资者分享创新的红利,中国推出了科创板,进一步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可以看出,科创板是资本市场与创新的结合点,被看作是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创新的“试验田”,肩负着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激发中国资本市场活力的重要使命。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在进行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法时需要讨论清楚这样一些问题:土地使用财产权应不应赋以交易权和建设权?土地使用财产权年期是中长期为宜,还是久远期为宜?耕地红线和建设用地指标管理,这种土地资源配置中的计划经济还应当坚持和保留吗?农村土地改革,耕地放开交易等,会造成粮食生产不稳定,危及粮食安全吗?乡村集镇振兴,以大拆大建、几十层住宅为主,还是以乡村再造,居住一户建为重?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目前有镇区常住人口5万以上的建制镇1123个,10万人以上的建制镇321个,20万人以上的建制镇54个。其中还有五六十万人口和接近百万人口的建制镇。因此,在未来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利用一批特大镇设市,激发中小城市的活力,发挥中小城市降低产业发展成本、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朱兆华

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的历史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从“代行人大职权”到“统一战线组织”的历史转型;新时期“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三重维度的新拓展;新时代“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新定位。其中“专门协商机构”定位赋予人民政协以更专门的政治职责和作用,使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形式不仅在政治理论和总体设计上,而且在实践上迈出了一大步。

马朝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0世纪,美国经济为何会超过英国?日本经济为何会超过德国?这是因为老牌工业国家不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而且固定资产投资皆通过“折旧”摊入了成本,如此势必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企业机器设备的更新周期被固化,二是折旧基金要专款专用,不能用于搞研发,这样企业不仅转型难,技术创新更难。而一国或一城转型发展有两大关键:前期投资要当沉没成本看;比较优势要从机会成本看。此乃转型发展的秘密。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高跃光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深化税制改革以助推高质量发展,需要明晰我国税制结构、税制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厘清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特别依赖间接税、少数几个税种以及企业部门税收等特点;在此基础上,作为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即增值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客观的负面影响。我国税收改革与经济增长需要从数量式增长向质量式增长转变。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税制改革的方向与实施内容包括,税制改革的方向确定为提升直接税的比重以及来自居民部门税收的比重,实施重点主要在于解决以增值税为核心的减税问题。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今后一段时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更加突出四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发挥人大的作用;更加注重发挥行政管理改革对财政改革的引领作用;更加注重财政部门和各支出部门权责关系的重塑;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参与和舆论监督的作用。重点抓好四方面改革工作:重点抓好四方面改革工作,二是完善政府间收入分配制度,三是妥善处理地方债务风险,四是加快既有改革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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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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