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计是一种将策略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应用于产品、系统、服务及体验的创造性的活动。它通过系统整合与横向协调多工种、多学科、多专业的思想和方法，将知识、技术、信息和创意转化集成为产品、装备和服务系统解决方案，是引领技术创新、集成利用各种创新成果实现价值创造的先导，是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起点和龙头。工业设计牵引了生产要素集成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既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领，是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突破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提“四个现代化”，后来又加上制度等现代化，但就是遗忘了人的现代化。文化中产无疑是人的现代化的主题，就是要培养富裕的人格。没有富裕的人格，国家很难走向富裕和维持富裕。要培养文化中产，就要从精英做起。精英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权力、拥有财富、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精英必须具有责任感和担当。一旦社会的精英失去担当和责任感，再好的社会也会出现问题，当代西方的民粹主义就是这种局面。

发生在G省的一起普通乡村邻里纠纷，在基层社区未得到有效调解，之后经历了镇法庭的一审判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和再审、省高检的抗诉和省高院终审判决，几乎用尽所有司法程序却并未解决纷争问题。这一民间纠纷解决过程折射出在乡村礼治机制和法治机制双失灵的条件下，民间纠纷会出现纠纷解决过程、目标和法律运用方式等方面的异化。乡村民间纠纷的异化体现出乡村社会法律性的二重性，亦即法律与乡村的距离虽越来越近，人们“依法纷争”越来越多，但民间纠纷也越来越难化解。

人均耕地严重不足和土地资源错配是我国农村生产结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问题的主要原因。我国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规模决定了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应以家庭经营为主。职业农民是未来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未来农村居民的主体，是实现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力量。农民与土地分离的矛盾和土地流转制度的弊端阻碍了职业农民的培育。解决职业农民问题，需要推进以农民职业化为导向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等“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得到了层层落实，由此体现的压力逐级增大；相比而言，反腐败等考核指标显得落实不力，其压力逐级递减。这是上级反腐败政策要求无法有效向镇街“一把手”传递的重要原因。作为理性人的镇街“一把手”，政治仕途上升空间有限，激励不强；而腐败却有着巨额的经济利益诱惑。与此同时，上级领导为稳住自己的职位并增加晋升机会，对下级腐败问题不会主动发现甚至予以容忍。这种默契性容忍行为直接导致了镇街“一把手”腐败的频发。

学术界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估算结果差异较大：社科院蔡昉和陆旸2015年估算的2019和2020年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分别为6.0%—6.5%和5.8%—6.4%；社科院数量所李平和娄峰2015年的研究结果是，“十三五”期间（2016年—2020年）年均增长在6.4%—7.2%，“十四五”期间（2021年—2025年）年均增长在5.7%—6.6%；清华大学白重恩和张琼2017年的研究表明，“十三五”期间为6.36%，“十四五”期间为5.57%，“十五五”期间（2026年—2030年）为4.86%，“十六五”期间（2031年—2035年）为3.97%，到“十九五”期间（2046年—2050年）降至2.85%。

通过多年持续不断努力，我国营商环境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部分指标排名还比较靠后。整体而言，与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增长新动能的需要相比，还有不小的优化和提升空间。我们必须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聚焦市场主体反映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持之以恒，继续努力，争取使我国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从而不仅为“六稳”提供有力支撑，也为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预期管理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发挥好预期管理作用，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对于落实“六稳”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看，加强和改善我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应当注重和把握好以下几个着力点：完善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的政策体系、注重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的方式方法、加强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的问题导向研究。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既要全面，又须准确。明确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既要接上地气，又须务实管用。完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既要契合时代潮流，又须顺应历史规律。只有自觉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标、对表，尽快完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方可以避免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决策或南辕北辙的结果，才可能走好、走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在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中，早在2012年前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开始跨越“刘易斯拐点”，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2012年以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到2018年一共减少了2600多万，这是“用工荒”出现的人口背景。究其根源，是因为持续的低生育和少子化减少了新增青年人口的供给，从长远来看，少子化将严重制约年轻劳动力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