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备和材料领域的行业发展政策要有取有舍。舍的是：不要盲目强调自主，也不能进行产业环节的全面布局，因为即便是美国、日本也没有实现在所有装备、材料领域的拥有全面优势和技术垄断。取的是，组织国内资源，重点突破一两个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优先拥有一两个关键产业环节的突出能力，与国外形成互有所需的格局，反而由于供需链条的绑定而更为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政绩考核工作逐步从注重实绩的GDP导向，向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导向转变；从领导班子和干部年度考核，向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考察、换届考察等系统性考核转变，考核的科学性和精细化程度不断加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干部政绩考核工作亟须适应新阶段发展需要，立足实际、面向未来，引导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加快转变发展理念、改进工作方式、强化政治担当、提高治理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行政动力支撑。

人类文明是一个结构,它由人性、制度与技术三个要素构成。由于技术对人性具有放大作用,且古今人性(包括被制度改变而叠加了的人性)的善恶改变并不大,因而现代技术的飞速进步可能导致恶力毁灭人类。这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日益由人与人的矛盾转型为人与技术的矛盾。与人类以往面对危机能找到更优解决方案不同,当代人类已经陷入了囚徒困境,人类文明的结构性冲突完全没有看到解决的可能。要想化解该矛盾,就需要设计超越现代价值的更优价值及解决方案。

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品格，是一个交织着正规化与非正规化的双重治理机理的运动过程，其深刻地反映了来自国家规则与制度的正规化机制与渊源于乡土社会法则或法理的非正规化机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之，乡村社会治理与法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泛存在于乡土社会之中的村落共同体及其乡村自治程序之构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乡村自治与乡村社会治理秩序的运动变化经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对中国的法治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民族主义应当以儒学为中心。为了使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相容相洽，两者都须经重新阐释。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对传统儒教的简单回归，它是兼容并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府政绩等其他元素后的产物。但儒学对所有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却不可或缺，并与它们共同创建出一种新的、有效的民族主义。

《重大行政程序暂行条例》中规定的目录制度发端于地方，目前存有性质不清、权限分散、标准模糊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其予以规范化布置。首先应当将目录界定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并以此为基础，从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入手，为制定目录出具总则化规范，提供包括公众参与、说明理由在内的程序性规范、以及明确目录制定主体的实体性规范。其次，应当以《行政诉讼法》第53条为依据，允许行政相对人以目录为对象提起附带性审查，从而督促目录制定者扩大目录容量，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2020年将是经济变局更为深刻的一年，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能否提升，房地产金融投机属性能否降低、科技创新能否持续增强，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民粹主义抬升势头能否缓解，都将考验着未来的我们。经济变局之下，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医疗健康、日用消费等结构性机会较为显著。在激烈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趋势无法阻挡，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消费升级方向也将大势所趋。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供应和能源需求呈逆向分布，这就不可避免造成能源的大容量、远距离输送，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北煤南运，不仅投资高昂，而且造成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滞后，部分电力外送基地持续性堪忧，未来东部地区能源保障存在一定风险。而西北部地区电力供需宽松，新能源消纳问题较为突出。因此，未来应将东部地区作为新能源发展的重点区域，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能源自给率，适当控制西北部地区新能源开发规模，优化我国能源供需格局，积极推进能源转型。

财产权和乡村内部治权是乡村秩序的基础，宅基地产权和治理规则是乡村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宅基地制度演进的基本逻辑是以保障居住功能弱化财产权利、为了耕地保护削弱乡村内部治权，从而国家公权支撑的“管制”权不断强化。“强管制，弱产权”的宅基地制度安排导致管制无效和产权无效。国家主导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顶层设计朝着强化管制、有限开放产权的方向进行，地区试点的制度创新明显朝向寻求有效治理和显化财产权利。

本文从宏观角度考察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基本动因是农业税费改革和城乡资源配置关系的逆转。由此，国家权力以项目、下派第一书记、加强农村基层党建、财政支付村干部报酬等方式全面进入乡村社会。国家权力的下渗一方面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村干部行政化现象，与此同时也促进了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各地在自然村层面寻求新的自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