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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梁伦博

中山证券研究员

2020年是关键大选年,特朗普的第一要务将是赢得大选。而目前较为低迷的民意需要来自农业州的确切支持,同时其需要在大选年期间力保美国经济、股市不会出现明显的下滑,这些都增加了特朗普达成初步协议的意愿。从最乐观的情况上看,若是2020年1月双方元首能够在瑞士实现会晤并达成共识,2020年1季度有机会签订初步协议。但从特朗普为了3季度更好的全国循环演讲拉票的角度看,其可能会将协议的签订时间拖至2季度(过早达成协议可能会被后续其他信息覆盖并削弱其影响)。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我国是否应该在GDP增速上“保6”,与对我国潜在产出水平的估计结果密切相关。如果我国经济增速是因潜在产出水平增长减速而放缓,那么宏观政策就应放任经济增速的下降,“保6”的必要性就不高。但目前主流方法对中国潜在产出水平的估计有误,低估了中国的增长潜力。中国目前处在产能过剩状态,经济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为了防止预期恶化与经济下滑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有必要通过“保6”来稳定各方信心。

王水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媒介”的变化和极大丰富,令人类行为痕迹被书写、留存、纪录、集录、上载、传播、读取、观看、回溯等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行为“留痕”可能性和呈现范围及方式的变化,逐步让人们学会了如何面对这一趋势,并善加利用,进而影响外部“社会”和“世界”。这势必会带来“个人-社会”关系基本格局的转变。在这一基本格局的转变过程中,在个人与群体及社会之间,网络化的“游戏”越来越多地介入进来,形成“个人-游戏-社会”的关系结构;在“游戏社会化”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游戏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且越来越不可逆。

彭超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数字乡村以生产智能化为基础,能够有效解决目前乡村劳动力供给不足、防灾减灾机制缺乏等问题,以农业农村经营网络化为引领,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推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发挥新活力,释放大数据等新要素资源作用。因此,建设数字乡村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推动数字乡村建设,需全面掌握数字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业态,促进现代数字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全面深度融合。

吉嘉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宏观审慎监管能够有效控制总体信用增速,强化金融系统韧性,但是凭借一己之力难以杜绝金融失衡问题。我国应该积极探索建立更加全面、整体性的宏观金融稳定框架。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理应有机结合,不过整体的宏观金融稳定框架应该涵盖货币、财政及外汇政策,寻求更加全面的金融经济政策协同。宏观金融稳定框架的目标是在让各部门政策的作用力相互配合以确保金融系统稳定的同时,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更高层次上统筹管理,至少应当降低不同部门政策合成谬误的风险。

程同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史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村级两委负责人得以实现大规模“一肩挑”的条件是:进行包括改变党组织负责人的产生方式、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条件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借助中央的权威塑造村民对“一肩挑的认识”;通过利益补偿机制对村级精英进行有效整合等。但大规模推进“一肩挑”,尤其是百分之百做到“一肩挑”,也面临着冲破相关制度规定、农村党建基础薄弱以及对村干部监督压力进一步加剧等现实挑战。在农村两委换届的实践中,既要明确“一肩挑”的努力方向,也要坚持在法治的框架内因地制宜地推进。

侯志阳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研究表明,基层“放管服”改革力度非常有限,并未引起乡镇政府公共服务履职的实质变化。公共服务在乡镇政府履职中处于弱势的根源既包括目标责任考核、财政体制等结构性因素,也包括乡镇政府的自利性因素。应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推动乡镇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在简政放权方面,厘清县、乡镇、村的权责关系以及乡镇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在放管结合方面,乡镇政府要做好对企业、社会组织的监管工作;在优化服务方面,创新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余凯思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兼副校长,2009年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奖获得者

我们应参考习俗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来考察中国的现代性,以解释中国社会过去做出的选择、以及今天面对的选择。这将揭示中国社会如何利用历史性符号和制度性资源来实现一系列当代目的,包括制度实践与目标设定。中国人至今习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话语体系中进行思考,并以长远眼光构筑世界。根据自身历史经验,他们树立了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冯丹萌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陈洁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脱贫摘帽是我国贫困地区走出的坚实第一步,但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如何实现脱贫后稳定发展,进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是现阶段刻不容缓的新任务。贫困县脱贫摘帽后,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留出缓冲期,确保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对于实施效果好且有助于脱贫地区长期发展的政策要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尤其是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相关政策。还要增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三个衔接,即战略规划的衔接、资金的衔接、工作机制的衔接。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为什么从2018年起大家感觉经济形势非常紧张,2019年好像更严峻?我的看法是去杠杆太猛、太快、太严厉。去杠杆的初衷和方向正确,目标也正确,但做得太快、太猛,金融机构没有任何调整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切断了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非常重要的通道,二是金融机构失去了组合风险的能力。结果就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流动性紧张。可以看到,去杠杆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从长期来看,我对中国经济仍然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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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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