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云、网、端、IoT等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发展，数据量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加,数据量越来越大。农业经济社会重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时代是资本，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生产要素是数据以及相应的算法和算力。数据和相应的算法和算力如果是一种重要生产要素的话，毫无疑问它会和资本、技术等其他的要素一样引发反垄断关注。

怎么发展好区块链是当前亟须回答的关键命题。先从数据存证、共享入手是务实策略，考虑到技术前沿在公有链，我们应支持公有链的研究，为了防范风险，须改造公有链。基于现实环境，联盟链或许是应用落地的较优选择。应加强国产密码算法应用和创新发展，以保障我国区块链安全可控。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应提倡区块链的高质量发展，为此，需要加强链上和链下数据治理，建立有效的区块链数字治理体系。

当前，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在此过程中，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行户籍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错配现象，一是土地资源与住房空间资源的错配，二是医疗资源的错配，三是社会保障资源的错配。资源错配制约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亟待引起重视。

由于中国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的人口控制，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要大得多的下行压力，没有改革和发展方面的大的举措，进入不了高收入门槛，是大概率事件。教育、AI、数字经济等等，一定要竭尽全力搞上去，但不要将走出经济增长下行的宝压在它们和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推进改革，特别农村土地体制改革，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去完成工业化和市民化的城市化，再加上调水扩土这样伟大的工程，我们一定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提升和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积极推动城市化发展是从赶超走向均衡的必由之路，但扭曲的城市化发展则更会扭曲结构，转变的核心是调整政府行为，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在短期增长稳定性和中长期结构均衡化之间进行平衡，特别是做好空间要素的配置是政策调整的关键。只有通过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寻找出从工业化赶超转向均衡结构发展的路径，依据可持续发展规划目标加以渐近的、连续不断的牵引、约束，才能逐步将经济发展失衡纠正调整到一个结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产业新城是在主城区外的某一区域内，以“产城融合”为理念，以产业发展为基石，以城市建设为依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一种区域发展模式。“产城融合”的内在逻辑在于，用城镇化发展红利带来的土地升值反哺区域内产业发展，并通过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土地价值和整体竞争力，以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管理的双重目标。产业新城注重以全域基础设施为载体的产业开发与公共利益的融合，市场主体的参与感更强，与PPP模式具有内在理念的契合与实践过程的互补，PPP模式助力产业新城发展可实现规划效应、规模效应、成本效应和激励效应。

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21.6%，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对应121.6元债务。不过，可支配收入是当年收入，而负债总额则可能涵盖未来20年里分批偿还的长期借款（如房贷），所以，即便家庭负债收入比超过100%，也不意味着偿债能力有问题。国际比较来看，韩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54%（2016年水平），多数OECD国家也都在150%以上，国内121.6%的水平不算夸张。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发展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2001年加入WTO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主要靠拓展外需，我们成为了最大的“世界工厂”；第二个周期是金融危机到2016年金融泡沫见顶，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主要靠扩大内需，我们在很多领域成为了最大的“世界市场”；第三个周期是2017年开启金融出清到现在，政策收紧，回归本源，经济陷入一场迟到的出清，金融市场出现爆雷潮。这场出清其实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告别，从历史经验看，出清周期还远没走完，这将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城乡中国阶段农民的特征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农民出村不回村，农业经历了要素重组的变化，乡土变故土。小农以不同的行为应对制度变革与结构变迁，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自己。要真正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坚持农民主体性，改变约束农民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向农民开放权利，促进农民、乡村与国家的转型。

2019年12月2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订后的证券法将于3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是证券法颁布实施21年以来的第二次全面大修。新证券法的变化主要在于全面推进注册制、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强化投资者保护、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新证券法的出台有助于证券市场运行效率和监管力度进一步提升，推动市场长期健康发展，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