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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既然中国的金融抑制已经变成限制经济增长和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下一步就应该往市场化的方向走。所谓往市场化的方向走,主要是三句话:一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三点都是要往市场的方向走,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市场的规模扩大,改善监管体系。未来在这三个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不是简单地往那里走,在走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中国国情。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孙长华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全球金融风险趋势性上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全球杠杆水平继续增高,全球债务占全球GDP比值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第二,新兴经济体正面临偿债高峰期,债务偿还的压力将明显增大。第三,全球资本市场脆弱性正在增长。第四,新兴市场货币汇率持续出现动荡。全球金融风险趋势性上升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当下有必要认真分析全球金融风险传导方式和途径,判别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在现阶段,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质上是要在基本完了初期工业化之后,建立向工业化中后期推进所要求的更先进和发达的产业体系。工业转型升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的变化上,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走势上。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全面提升各个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人口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根本问题。目前有关中国的人口尤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讨论很多,且观点大都十分悲观,这根源于目前仍然沿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概念界定和政策思维。而正在到来的智能化时代将彻底颠覆工业时代的人口问题,最终必将全面修订老龄化的传统定义,全面改写劳动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因应智能化的时代发展,率先改变应对人口问题的思路,未雨绸缪,积极作为,可以将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变成红利、挑战变成机遇。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9年成绩单,我国GDP总量达到14.4万亿美元,人均GDP站立到1万美元的台阶,正前行在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征途上。“立万”是一个历史性台阶,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立万”之后的登梯步伐将更加艰难,而且登梯所需条件和所需政策与以前又有着微妙而重大的不同。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并继续向上爬升,是攀登“增长之梯”的艰难时段,外向竞争大企业在这一时段发挥了类似于“踏板”的作用,下一步,应该思考如何恰当地铸造更多和更好的踏板企业。

侯宏伟

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温铁军

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教授

日本政府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担当企业家角色,主导农业资源的重新配置,其手段正是通过农协这一农业团体有效地将资源进行了合理分配。因此,可以认为,农协借助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关联逐步形成在农村领域的垄断地位是其垄断属性中行政垄断的具体表现,但政府的这种保护方式形成的垄断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多弱势小农户的利益。借鉴日本农协理性内涵中的客观经验有助于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合作体系提供基础。

梁泳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是美国不断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在估算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后认为,由于美国在华企业在美国整体利益格局中占比较小,产品出口比例较小及其行业分布的特点,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十分有限,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会大量减少。中国应准确把握和平衡好利用在华美资企业牵制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通过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王中原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讲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苏建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罗湘衡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上:另一方面,在西方化与本土化、科学化与方法多样性、“象牙塔”与政治实用性之间还存在诸多紧张和矛盾。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如何理解政治知识的本质以及将政治转化为知识的途径,相关争论表明科学的、普遍的、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同特殊的、历史的、情境性的传统存在冲突。我们倡导“全球本土化”之路或许有助于调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它将整合“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方面的互惠影响,在方法上兼顾"科学化"和"多样性",并且平衡学理性和社会关联性。

於嘉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谢宇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随着经济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国的人口在近半个世纪来已经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与此同时,很多传统的家庭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受到了社会制度与现代观念的挑战。那么,中国当前的家庭呈现了何种特征?在未来会怎样发展?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

当前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点,这个时候讨论经济问题,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投资者,都要区分周期性问题与长期性问题、区分经济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把握经济增长不平衡性与软性特征,掌握软价值创造和实现的新规律。未来制造业非常重要,但是制造业里面软价值和硬价值哪个会更多呢?软价值系数很能说明问题,凡是软价值系数低于50%的,可定义为传统制造业,高于50%是先进制造业,因为研发、品牌、创意是它的价值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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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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