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影响：正面影响表现在医疗卫生行业、互联网医疗、养生保健行业（围绕如何提高免疫力）、网络院线等；本次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会进一步上升。负面影响：疫情结束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可能严重恶化；中国企业与全球产业链的脱钩加速；中美经贸摩擦可能重新加剧，摩擦领域显著扩展。

此次疫情引发的是企业、居民的“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危机，与2008年次贷造成的“资产负债表”危机有本质不同。在通过加码逆周期调节扩大内需的同时，政策更应立足于纾困，通过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的方式，帮助企业和居民度过难关。我们建议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入手，通过盘活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国有非战略性经营资产等，弥补因疫情造成生产经营停摆而导致的短期收入减少，同时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基于数字化的创新发展，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

在疫情的严重冲击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某些新趋势。如何推进内需导向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需要提出讨论的重要课题。受疫情冲击，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本土化可能是一个新趋势。为此，区域经济一体化要以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为抓手，形成合理分工、有竞争力的区域产业一体化布局。未来几年，我国城乡结构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以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为重点推动区域城乡一体化，是挖掘内需潜力的重要抓手，是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产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通过对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是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途径，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力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很多企业面临着招工困难、生产转型难、供应链重构难等问题，而产业互联网应用较多水平较高的企业，表现出明显的灵活性与更好的适应性。这使不少企业认识到拥抱产业互联网的价值。可以预期，在后疫情时代，产业互联网应用将获得更快的发展，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中国的债务泡沫、欧洲的分裂和美国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对我们所知的世界经济运转构成挑战，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上个月引起恐慌的是，人们意识到，COVID-19同时暴露了三个弱点。事实上，在欧洲和美国，政府的失败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现在同时面临着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和一场经济灾难。雪上加霜的是，唐纳德·特朗普试图在两者之间玩杂耍。

根据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这一组织给出的定义，基本收入是一种无条件地提供给所有个体的定期现金支付，无需附加经济情况调查或职业要求。也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至少要满足四个特点：全民普遍的、无条件的、定期的现金支付、直接发放给个人（而非家庭）。根据这一定义，尽管挂上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标签，但当前各国政府实施的经济援助举措要么是针对处于经济弱势的特定群体的（有条件的）非全民基本收入，要么是一次性的家庭现金补助，在严格意义上都不属于全民基本收入。

本次疫情冲击力很大，冲击速度很快，波及面很广，小企业能否经受住冲击存活下来，不仅事关企业自身，更关系到全社会就业状况以及疫情后经济的恢复能力，即当前对小企业的救助效果直接决定疫情后经济的韧性和弹性，所以，纾困小企业是各国迫在眉睫的救助工作。但就目前各国实际进展而言，纾困小企业仅靠政策方向选择的明确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技术细节层面的周密谋划，以保证操作的可行性上。

疫情暴露的短板和不足包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低、区域经济格局不合理、城乡结构持续失衡、青年群体责任与活力不匹配、社区治理基础薄弱等。积极财政政策补短板聚焦的主要方向包括以下几方面：一要加大关键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二要着眼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三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格局，四要聚焦释放青年群体活力，五要着力夯实社区治理基础。

建议发行1-2万亿的特别国债，成立“中小企业稳定基金”，通过央行再贷款的形式或是调节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委托商业银行直接发放给中小微企业，财政承担70%的信用风险，商业银行承担30%风险。基于各地实践，我们建议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因疫情失业的群体发放1000元用于消费的现金券，全部合在一起，大概是2500亿。这个群体恩格尔系数是很高的，他们的收入基本上要花出去，来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其次，对其他人群发放总额为5000亿元的消费券，由国家统筹，可以让地方政府探索“一城一策”。

中央政治局在近日首次提出了“六保”的新提法，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六保”意味着什么？保护居民就业与稳就业是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如果要使城镇调查失业率或者居民就业状况能够保持在去年的水平上，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根据我们进行的精确测算，在未来经济受到的冲击超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坚持底线思维和底线管理，把“六保”作为目标，蕴含的工作压力并没有减轻，也并不是调低目标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