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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能否相信俄罗斯的同盟可靠性,需要从战略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即中俄目前有无巨大的共同战略安全利益,这种利益可持续多长时间,中俄退出战略同盟有无更大战略利益可图。20世纪50年代,中苏将盟友关系定位于朋友+兄弟,忽视了盟友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本质,于是苏联要以老大哥身份管束小兄弟,这是造成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只要中俄明确盟友的责任是战略安全领域的相互支持,而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其他领域的分歧就不会造成同盟不可靠的问题。

黄奇帆

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过去三十年,世界贸易格局变了,世界贸易中制造业龙头老大的企业把控市场的方法变了,国家之间贸易的游戏规则也变了。当今世界以“三零(即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原则为基础的FTA的发展和讨论,是对WTO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颠覆和脱离。WTO在自身未来的改革中,也要积极地进行和“三零”有关的机制体制改革,才能继续有效发挥全球化的功能。

胡必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时间来,经过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框架已基本构建成型,一大批项目已实质性落地,并且有些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早期收获。实践已经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对于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以及对于推进全球化转型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都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历史性的新机遇。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抓住这样的机遇,具有重要意义。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无论在价值还是利益层面,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如果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就是非理性的开始。今天,美国的对华行为更多地表现为情绪,而非理性。这便是中美两国目前的一个大趋势,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大趋势。如果不能纠正这个大趋势,最终可能会是一场谁也很难避免的大悲剧。对中国来说,和美国的较量不仅仅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更是一场理性的较量。如果中国自身足够理性,也有可能使美国回归理性。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更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所在。

刘利刚

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Xiaowen Jin

花旗银行经济分析师

Xiangrong Yu

花旗银行经济分析师

如果供应链移出中国不是毫无征兆,那相信它的负面影响虽大但仍然可控;考虑到贸易战的不确定性,预计外资企业,特别是台资企业和美资企业,在未来几年将加快供应链的转移,这将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和就业创造带来压力。但鉴于中国的生产率情况、基础设施质量、工业体系完整性,以及其它新兴市场承接方所需的巨额投资,我们认为不会出现快速的供应链转移。而且,相信中国的地方政府将用新的政策措施来尽力挽留跨国公司。

张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雨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吕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宗芳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对外开放是中国通过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随着新技术革命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交融日益增强,国际合作竞争日趋激烈。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更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强制度创新,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人文一级教授,东北亚学院学科发展委员会主任;曾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百年大变局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体现在:力量对比大变局,包括大国间力量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对比,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对比的巨大变化;发展范式的转变,主要是由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向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巨变;新科技革命带来的转变,主要是具有替代特征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发展。中国是世界大变局的核心要素,其自身,主要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重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世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两个变局相互激荡。

方大为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

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死敌,还是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崛起同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是不是先天不相容,两个国家能否同时取得成功?中国梦和美国的全球霸主教义能否存在于同一时空,还是这个世界不足以让两个国家在充分发挥各自潜能的同时和平共处?这些是当前美国关于中国辩论的核心问题。美国人应该努力记住,中美关系存在看似矛盾的两个真相,这就是,中国既是美国强大而可怕的竞争对手,也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是美国成功的重要利益相关者。认识到这两种陈述的基本真实性,我们就能够正确对待中国,让中美关系走上正轨。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罗仪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当今国际关系实践尤其是全球和区域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也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领域。作为一个崛起国,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如何有效利用包括规则、机制和机构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国际制度,以之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全球和区域层次都面临着既有制度主导国和霸权国的竞争压力,中国需要制定积极而又审慎的国际制度战略来应对复杂局面。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

刘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前,世界经济正迎来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尽管中国在部分核心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不足,但作为全球人口最多、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应用市场,具有应用场景上的绝对优势。中国当前应牢牢地抓住新科技革命开启的机会窗口,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障碍,增强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引导性,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企业应及时抢占商业模式重构先机,推动人工智能与场景创新的高度融合,实现与第四次科技浪潮的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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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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