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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中美关系,著作有《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冲突与合作》等

中美关系70年,不仅是两国关系的实践互动历史,更是指导两国对外政策和行为的理论创新和博弈过程。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加趋向复杂曲折,“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差异方面的对立和博弈也将更加激烈。但70年的中美关系历史表明:合则两利;斗则俱败;中美只有走合作共赢之路才能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米尔斯海默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米尔斯海默提出在当今无序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没国家能够确保自己不受攻击,唯有最大限度提升实力,才能生存下来。米尔斯海默预言中国将先在亚洲地区确立霸权地位,进而将美国逐出亚洲。阎学通则表示,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空间大得多,不必走美国暴力扩张的老路。他认为,中美之间难以取得互信,但可分享共同利益。而对邻国,中国可以通过与邻国一同分享中国崛起成果的方式,创造友好的外部环境。阎学通指出,重视道义与政治领导力,将为中国崛起赢得国内外的更多支持。

赵明昊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9月26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外长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举行会议,这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或称“四国机制”首次进行部长级别的磋商。在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竞争的总体趋势之下,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基石,四国机制会不会进一步演变为“亚洲版北约”,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目标取向、具体政策层面,地区国家各自版本的“印太愿景”与美国“印太战略”之间仍存在不少的差异。未来,这种差异是扩大还是缩小,“亚洲版北约”是成型还是消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

邱泽奇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连通的本质在于个人、事物、组织之间的信息和物质的互动和交换。再孤立的最小连通分子,也有与外部的连通。在现有互联网连通技术的基础上,5G技术建构的是个人、事物、组织高度互联的社会。如果说之前的连通形构的是相对分割的人类社会、事物社会、组织社会,5G建构的则是人、事物、组织混合的社会。而随着连通速度与容量的拓展,我们可以看到源自农业和工业社会的社会纽带、组织机制、社会治理等基本社会属性的变化,即社会变迁。

王元丰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不断走向深入,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新技术带来的新工艺、新产品、新应用,不但让生产模式发生改变,也要求生产管理、组织方式进行变革;而新科技所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则需要对过去的制度、法律法规做出修正,或者制定新的规则。

马天月

中国建投研究院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下降、保护主义的扩张蔓延、新兴经济体间的经济融合、全球生产的加速整合都带来了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趋势性变化。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不仅关系到产业空间结构的趋势性转变,也对各个经济体国际分工变化、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性调整及国家发展机遇具有深远影响。

张鸿韬

周口师范学院副教授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可以通过调整中西部的产业布局,优化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通过创新驱动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效率,进一步拓展技术外溢渠道;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治理,增强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促使国际贸易对象的多元化,逐步替代美国在中国外贸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等途径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华强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

成政珉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上海]高级研究员

这个世界在19世纪曾经被欧洲化,到20世纪又被美国化。如今,世界正在亚洲化,其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亚洲的崛起十分迅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有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地区就从低收入升到中等收入。到2040年,这一地区很可能创造全球50%以上的GDP,并占据近40%的全球消费。我们已经进入作家帕拉格·康纳所说的“亚洲世纪”,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

刘一展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副教授

张海燕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

2019年4月10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正式生效。依照该条例,如果欧委会认为某一成员国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影响一个以上成员国的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可能影响欧盟利益,欧委会有权对该投资发表意见,成员国须最大限度地考虑欧委会的意见,成员国如不遵循其意见,需向欧委会做出解释。中国应积极对待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改革,加强沟通对话,增强互信,加强规制研究,提高中国企业应对欧盟投资合规审查的能力。

郭杰群

麻省理工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院长

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当下,要保持我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开发国内消费市场是重要途径。否则的话,多余的产能将无法得到有效疏通。企业将不得不面临或关闭,或迁移海外的局面。不但如此,一旦这些产能外迁,将成为永久性的企业行为,难以逆转再返回。特别是,流失的产能有可能破坏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效果。美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个案例。因此,通过保持国家长期战略的定力,全力修内政、加快改革是应对中美贸易纷争的最佳应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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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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