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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双主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

我们必须着眼“后疫情时代”并下好“先手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生产生活秩序的全面恢复,同时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一方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国际社会须坚决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凝聚团结抗疫共识,开展全球联防联控,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是地球村唯一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积极推动各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现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新冠疫情大流行和香港国安立法问题使得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中美的贸易和技术之战正在蔓延到一个新领域——金融。此次美国制裁冲击香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地位,外加此前瑞幸引发的中概股退市事件以及美方索要“国债赔款”,这一连串的事件已全面展现出2020年中美“金融脱钩”的模糊轮廓。随着中国政府和企业日益感受到在美开展金融活动的巨大压力,并开始不断减持美元资产,特别是中国企业有意寻求替代性的上市融资市场,这标志着中美金融脱钩已经行进在路上,而期间必将伴随着巨大的市场动荡和痛苦。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美关系在疫情大流行中急剧恶化,两国从过去不失礼貌的外交批评,经历了公开且不客气的指责,发展到现的基本不讲外交礼仪的“恶语相向”。世界上两个规模最大经济体的双边关系如此恶化,可能是中美建交以来最差的状态。对于世界来说,这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潜在的地缘政治灾难。从近期中美关系恶化来看,两国的脱钩正在不断加剧,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制度化的特点。这意味着,一旦从立法和制度方面来推动中美脱钩,这种脱钩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固化、长期化。

高海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对未来国际金融格局也产生重大影响。这其中两个方面的变化将会比较显著:一是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因疫情得以稳固,但寻求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努力在疫情过后很可能重启。人民币的使用将更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和开放进程,取决于建立货币信任这一长远目标的保障。二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保障体系缺口显著,全球金融安全网将面临新的整合。预计疫后改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努力将会持续,且会在建立多边互换、金融机构合作及治理结构调整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

赛迪智库

英国脱欧加剧中国对外经贸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中国企业借助英国进入欧盟的策略受阻。而且英国脱欧后欧盟的经济实力也会有所减弱,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增加对欧盟合作的筹码;另一方面,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将会抬头,对华政策也有可能更加统一,一旦其倾向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中欧贸易与投资关系可能受到更多限制。此外,英国脱欧也将助长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力量,这也可能会对中国企业产生不不利影响。

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

从疫情本身看“第一冲击波”在欧美已经见顶,但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仍将持续释放。由于检测不足带来的数据问题,我们仍无法真正了解“第二冲击波”的严重程度,但其对南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打击不可估量,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也不容忽视。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空前力度的政策干预下,世界经济将免于1930年代初大萧条的局面,但衰退程度较之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得多。展望“后新冠时代”,世界经济增速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全球化进程将遭到进一步削弱,国际格局也将面临重大调整。

林利民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曾引起世界政治、国际格局及人们观念的巨大变化。如二战后建立了联合国,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及数以百计的新国家建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欧洲衰颓、美苏成为超级大国并开启冷战、各国既忧虑再爆发世界大战又不断为应对新世界大战做准备,等等。当前这场“新型世界大战”也必将引起世界政治从器物层面到观念层面的巨大变化。

章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战略透支的形成与战略制定和实施阶段中的目标偏移和战略调整阶段中的止损失败直接相关,且两个变量在时序上具有先后关系,止损失败是导致战略透支形成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于其中环节的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目标偏移与过度扩大对方威胁和抓住自身机会窗口有关,而止损失败则与协和谬误困境、预期成功和维持威信这三种决策心理有关。

李晓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陈煜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化进程可能呈现出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且内容更加广域化,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应采取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就业”,并努力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中长期应该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和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汤蓓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2003年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不仅很好地遵守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则,而且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国际社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行动能力。中国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多边机制为补充的参与模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得到明显体现。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以及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多层次布局、多元行为体参与,是中国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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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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