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霍建国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简单地概括，它既有双边矛盾，同时在国际多边场合也体现了对立和矛盾的发展。从动态的角度讲，矛盾的双方都有产生变化的可能，更何况中美矛盾交错复杂，要注意矛盾变化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次机会，寻求解决和化解矛盾的可能。现阶段我们需要提高对美周旋的能力，驾驭复杂矛盾的能力，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保持斗而不破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所以说周旋也是一种艺术和水平，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我们软实力的体现。
蔡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界大变局意味着当今国际社会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调整的历史发展新时期。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更昭示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度调整。而对自诩为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现有国际秩序遭到挑战，因此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其要竭力稳定现有国际秩序，并通过在区域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获取制度性收益。基于此，日本现阶段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制衡特征，意图在对华合作中既要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要形成对华制度优势。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在未来，我认为发展经济学要做几方面的研究。第一，进一步地去理解制度和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第二个问题，要解决激励和协调的关系，中国既有的制度下，官员晋升和考核的确激励了官员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但是由于各个地方各自为政，是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内生的结构升级。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很好，但是服务业发展比较欠缺，投资很旺盛，但是消费不足，到底这个产业结构的转型怎么产生和实现。第四是内生的制度变迁问题。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可以进一步去做。
潘向东
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刘娟秀
新时代证券宏观团队负责人、首席宏观分析师
下半年CPI增速在高基数下下滑，这点没有争议，但大家对于PPI增速的分歧较大。影响PPI增速的主要因素仍是产出缺口，但是和大家认为的实际产出起主导作用不同，我们认为疫情导致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和美国不同的是，由于缺乏金融工具、社会保障待完善、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等原因，中国居民和企业行为决策对经济基本面反应迟钝，这就导致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和需求对经济基本面不是很敏感，比如中国债券期限利差、信用利差都不能像美国一样反映经济预期，中国债券收益率主要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当前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了明显倒退，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已经接近用尽。中国开始被美国脱钩，被澳大利亚、加拿大脱钩，被部分欧洲国家脱钩，中印关系还有可能继续恶化。此外，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领域，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变得越来越“棘手”。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的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倒退，对这种趋势不能不防。随着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全面恶化，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地缘政治红利”已消耗殆尽。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去构建新的发展环境，重构新的地缘经济关系。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熊雪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王志锋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维凡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型，“以地谋发展”模式的功能不再，效力衰竭。中央政府必须明确不再以地保发展，不再以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同时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来源。地方政府必须改变土地作为增长发动机的功能，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当然，由于地方政府习惯这套发展模式，尽管“以地谋发展”的效力减退，还会继续使用谋发展，但由此带来的发展代价和风险将更大。
杨盼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殊昱 熊爱宗
从制造业回流的总体情况来看，包含所有贸易伙伴国的回流强度并不高。从产出结构来看，在实施制造业回流政策期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总体在低位保持稳定，并未出现上升态势。总体来看，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制造业回流政策效果未达其政策目标，但这一情况在特朗普时期有所改变。2017-2018年以税改为主的政策促进了制造业的加速回流，特朗普对内政策总体有效。然而，在贸易摩擦贯穿全年的2019年，新增制造业就业却并不景气，特朗普以发动贸易摩擦为主线的对外政策效果仍待进一步观察。
余永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今年的财政政策扩张程度实际上远超3.6%这个赤字率所反映的刺激强度。但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帮助群众纾困，那么其乘数效应可能会比较小，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不会很明显。因为在今年前两个季度，群众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储蓄渡过难关的，拿到钱后也很有可能不选择消费，而是用其弥补之前的储蓄消耗。在这种特定的国情背景下，当前想要推动经济增长，主要还得依靠基础设施投资。
李锋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讲师
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公民通过互联网平台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治诉求与其他诉求。模型结果显示尽管公众从整体上更偏好使用法理主义话语，而政府则更愿意回应父爱主义话语，侧面反映出政府在特定行为模式及内在理念上仍旧滞后于公众的现实需求。政府更愿意回应采取关系集体主义的诉求，表现公众的策略性行为奏效了。此外，实名发帖、选择向书记发帖、采取更长的文本，都是公众可选的策略行为。
胡娟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自新冠病毒肆虐以来，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美国政府和国会连续出台涉华政策、法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美国官员攻击中国的言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中美两国都有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双边关系正像“自由落体”一样急速跌落。世界舆论担心，中美关系一旦失控，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将更加困难，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必将加剧，世界秩序将更加混乱，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也会迎面而来。这绝非危言耸听。
吴金铎
长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开季中国出现史无前例的负增长，第一季度GDP同比-6.8%增速中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为-4.36%，贡献率为64.1%，消费不振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见一斑。当前海外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再度反弹，常态化“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压力使得某些服务业的重启和消费的全面恢复困难重重。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如何释放消费潜力？长远来看，如何发挥好消费在经济中的持久动力？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建立和完善法治基础上的现代监管体系，正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制度保障。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加快建立和完善现代监管体系，政府依法监管，可以纠正市场失灵，以确保市场机制有效运作，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构成现代监管体系的主要因素包括法治基础、组织体系、专业队伍、规范化流程、透明性要求和问责机制等，在新时代我国监管体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是法治意识与法治建设、专业能力建设和问责机制的完善。
刘国恩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从此次抗疫的观察看，相关的授权政策或制度安排相对滞后。如果能够完善与直报系统更相适配的各级使用规范和授权界定，这个系统就可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从系统优化的角度来看，如何发挥直报系统的效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制度设计。由于涉及各级相关部门的责任、权力的定位，这个系统工程要比技术平台的搭建复杂许多。
彭明生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范从来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银行改革为主体的金融改革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金融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还成功经受住了历次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切实维护了金融稳定，可谓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金融改革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中国金融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深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为此，中国应立足当前经济转型的需要，根据自身金融改革的实践经验，继续走中国特色金融改革发展道路，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推动中国金融朝着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安全稳定的方向发展。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对抗程度更加严重,呈现疫情冲击与舆情冲击叠加压力的局面。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并非是走向“新冷战”,而是呈现为“软战”格局,其基本逻辑是中美围绕谁对谁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展开角逐,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激烈竞争。决定中美“软战”的根源主要是国内政治因素,中美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政治差异在疫情冲击下产生了政治化的危险。如何妥善处理中美社会差异和制度差异,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内重建中美关系共同行动框架,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签署的双边或多边区域自贸协定进一步扩大了农业开放。从目前来看，我国农业经受住了开放带来的挑战和压力。我国已进入新一轮高水平开放阶段，农业缺乏比较优势的问题逐步显现，未来农业要继续经受住开放带来的挑战和压力，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应调整农业生产的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重塑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努力提高我国农业的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应谋划和实施全球农业战略，提高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治理能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