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段德忠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和北京两城市创新空间结构的发展及演化过程存在明显的差异，北京的总体特征是中心极化趋势不断加强，上海则呈现不断分散化和多中心化的趋势。从实际情况来看，北京的创新效能似乎要高于上海。从理论上来说，空间聚集也有利于提高创新活动的效能，这是由创新活动的基本属性决定的。
杨弘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基本理论、现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著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史论》等
郭雨佳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
一事一议制度在许多地区的实践中还普遍存在着“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境与难题,这不仅制约了一事一议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使其制度化发展和推进陷人困境｡有效化解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实践面临的困境,优化和完善一事一议制度是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有效途径｡
张耀铭
《新华文摘》原总编辑、编审
进入21世纪学术评价研究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论文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随着“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排行榜和排名表的一次次强势推出，评价机构摇身一变成为凌驾于学者、编者之上的支配力量。然而，透过表面热闹、繁荣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学术评价乱象纷纭、学术评价的一次次蜕变。伴随着不绝于耳的批评和讨伐声，学术评价机构的数量不降反升，“期刊榜单”的花样不断翻新，“搭台唱戏”的声势越来越大，可学术评价“流弊”的改进却微乎其微，学术评价的整体改革更是举步维艰，这不能不令人担忧，也不能不令人深思！
景朝亮
天津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讲师
宋清
天津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林建衡
天津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讲师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从科斯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看，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反而更像常态。鉴于制约因素的制度惯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不仅有赖于财政平衡的完善，更要在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从根本上调整公共服务的具体事项或其实现手段，让原属政府公共服务范畴的项目引入社会和市场的参与。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教育社会学与教育基本理论,著有《教育社会学》等
在深入推进教育改革的今天，需要特别强调教育改革的社会制约。绝不能把教育改革仅仅理解为只是在“教育”的边界内与“学校”的围墙里所发生、推进并评价的一种封闭的活动；而应时时意识到教育改革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教育改革的启动、前行及效果，都挣不脱也离不开社会的影响。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
总体下行，新力已生。一年来，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承受下行压力，2015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下滑至6.93%，达到近年来的低谷。产业作为宏观经济的中观构成，其发展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呈现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旧的增长动能逐渐消退，新的增长动能逐渐形成。服务业贡献度持续上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表现活跃，增速较快。
汪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我国反恐形势及对策研究》首席专家
把个别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乃至人类利益之上的强权治理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走出这种困境的办法，应是建立所有国家平等合作的共商型治理体系。
吴清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比较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比较民主化、20世纪民族主义与族群政治、台湾政治
对英美早期与苏联各自政治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显示，政党组织的兴起有助于打破集体“行动不能”的困境，是专制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相对成本最低的路径，但如果对党派竞争权力的途径与方式不进行严格的限制与规范，必将因无法遏制党派自利冲动引发的“行动过度”而导致“公共权力资源”的滥用。
华颖
德国慕尼黑大学绍尔兄妹政治学院博士后,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员
2014年，德国推出以有严格条件的“63岁退休”和面向1992年前生育子女人群的“母亲养老金”为主要内容的法定养老保险改革，被认为是对现行制度的修正。新一届德国大联合政府上台为养老保险政策调整提供了窗口期，此前延迟退休年龄、引入可持续因子和发展多支柱体系等改革措施亦为此次一揽子计划留下了主动性和调整空间。然而，这一改革的效应颇为复杂，不同群体褒贬不一，它也再次证明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尤其需要理性、有责任意识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孙涛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
张朝平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
攻克执行难的行军路线图已经勾勒，关键在于执行权改革及其实践运作。执行权改革须从执行权运行体制机制内部着手，重塑执行理念，重构执行权运行体制，改革执行权运行机，彻底清理、消除引起执行难的各种障碍，在此基础上逐步梳理、调整执行权运行的外部环境。
汪仕凯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比较政治、民主转型、阶级政治、中国政治、地方政府、基层治理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大国无不需要全球化战略，用以指引世界大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妥善应对挑战、恰当利用机遇、合理追求本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对于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世界大国来说，能否形成有效的全球化战略和切实推行全球化战略，是决定这个世界大国能否最终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性条件。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法律社会学,著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等
重振乡村教育必须抓住改善教育生态这个根本。仅仅在有形的物质、组织或制度上用力，并不能真正解决乡村教育生态恶化的问题，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心理疏离。
许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刚刚起步，政策措施远未完备。虽然地方实践创新取得很大成绩，但在标准化、系统化等方面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突破，智慧城市建设对市民的受益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影响的能量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万喆
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道德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建立在高山仰止上绵密的道德铁板，让社会举步维艰。过于空洞的道德，则只适合极少数人走钢丝，而平凡的我们，没有基本的依托，只会像少年魏则西一样，走着走着，就掉了下去。唯有用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建设将之搭建起来，我们才能在其间安身立命，愉快共舞，茁壮生长。
褚宏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在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教育要促进人的城镇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促进社会融合、政治民主、经济发展。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完善教育体系结构，调整教育空间布局，改革教育制度以及相关的行政管理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通过这些变革，使教育能够主动适应并积极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
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研究领域: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著有《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等
如何使协商民主完善起来，系统化、程序化、规范化，使它真正发挥作用，使它真正呈现给世界一种有效的、全新的民主文明。从这一点上来看，协商民主对中国的意义是，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条件下的民主建设，同时也给中国人提出了史无前例的历史使命：如何创造新的民主文明呈现给世界。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