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蜀秦
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博士后
宋道雷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空间的分散与集聚功能，使现实空间中的制度与组织很难应对在网络时空中动议并形成的集体行动。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平行运行与交互作用使国家治理不得不关注网络空间的运行逻辑。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培育两种时空时平行运行与交互影响的社会道义与道德力量。
乔洪武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
邓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关系调整势必会影响人们经济伦理观念的重大变化，能否引导好这种变化，将改革的阻力转变为动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王春华
杭州市食品工业学会
在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我国仍然在大量进口粮食，这明显违背了经济学规律，对我国粮食进口贸易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粮食进口贸易中“大国效应”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能否利用国际市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及如何才能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锋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校行政化一直为国内社会各界所诟病，“教授治校”是许多教学科研人员的期许。为什么美国却能够拥有世界顶级、最具活力的大学呢？原因之一就是“教授治校”。国人都艳羡美国的“教授治校”模式，并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似乎只要是美国大学都是教授治校，只要中国大学像美国大学那样管理，一切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王薇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
任保平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著有《低成本经济发展的制度阐释》等
新常态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偏低表现为在实现经济数量增长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领域的成本代价过高。通过公共管理体系创新的方式实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具有必然性和可行性，公共管理创新机制包括公共管理的主体创新、理念创新、体制创新以及模式创新。
余敏江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政府管理理论与实践、政治哲学
近年来，中国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新型智库的规模、产出和信誉均有所提升。然而，中国智库的总体质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劣势，迄今还尚未涌现出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在这种背景下，建设“质量型”新型智库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尤为迫切。
封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著有《健康需求和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人口转变、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等专著。
美国医保改革对我国医改有如下一些启示：政府需为全民提供基本保障；由商业保险市场提供更高需求的保障；应将医保对成本的控制建立在研究基础上；建立多样化的医疗服务机构；建立科学的疾病预防体系。
刘戒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理论与竞争政策、垄断产业和公用事业改革、产业集群、美国再工业化,著有《垄断产业改革:基于网络视角的分析》等
工业用地出让和利用制度不科学是我国多年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其对工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越来越严峻。改革工业用地出让和利用制度， 必须把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在出让方式创新和利用监管机制建设两个方面并行推动改革。
顾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社会政策、医疗卫生政策、非营利组织、劳动关系,著有《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等
对医疗服务的负外部性进行监管，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对可能带来负外部性的医疗行为是否需要政府监管，还需要仔细考量。一味要求并呼吁政府以全知全能型监管者的角色管控医疗服务的方方面面，到头来还是会难免从“命令与控制”转变为“命令与失控”。
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
执笔:韩爱红
人民是城市的主人，人民也应当是管理城市的主人。城市发展需要人民来参与设计，城市管理需要人民来参与和监督，并且最终由人民来评价。在城市管理者、城管执法者、城市经营者和广大市民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这才是城市管理的要义所在。
中共西安市委组织部课题组
领导干部实绩考核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有：在指标设置上，还未建立起“人岗相适”的体系；在方式方法上，还未处理好“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在衡量标准上，还未把握好“显绩与潜绩”的平衡；在评价体系上，还未改变“重官评轻民评”的倾向；在结果运用上，还未解决好考用“两张皮”的问题。
杨凤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
以思想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内部控制策略在中共的反腐倡廉工作中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说明即使非常重视行政伦理的建设，但如果仅仅只依靠内部控制的方法，也是远远不够的。从反腐倡廉的需要看，中国需要加强对官员的外部控制。
严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意见领袖对于个体诉求事件存在着选择性，并非所有的事件都会进入到他们的关注视野，这就使得那些并未得到“选择”的公民个体对网络政治参与感到挫败，进而产生“网络和现实一样，都是强势群体才能获益”的感觉，这将不利于网络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意见领袖群体一定程度上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又削弱了大众转化或“晋升”为意见领袖的可能性，从而使得网络政治参与方式的意义大大受限。
单大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许多教育不公平的现象是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比如，越是贫困的地区，政府教育投入也越少，个体接受教育的意识也比较落后，导致教育整体水平较低。
吴海红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带病提拔”是困扰当前干部选拔任用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不仅扭曲了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原则，而且还极大打击了那些廉洁从政干部的积极性。遏制“带病提拔”要构建相关的保障性制度，这包括实行新提拔干部财产申报，让干部无“病”上岗；增强腐败的惩处机制，让干部不敢带“病”；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让干部主动祛“病”；营建清廉的政治文化，让干部远离“病菌”。
江荣海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传统政治情感正处在逐步分化、转换的状态中，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不断强化，消极被动的依附型政治文化逐步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