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副主任
马文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中心副研究员
通过“哈里发”制度，IS在阿富汗和中亚快速扩张，现已形成四条发展路线，未来费尔干纳盆地可能重新成为中亚“火药桶”，对我国周边安全造成压力。我国宜加强国际合作，抑制其发展势头，同时加快我国境内伊斯兰教引导体系建设，从源头上抵御IS影响，并将反恐纳入全球治理体系。
林瑜胜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宗教社会学
不同类型的精神需求需要不同的服务资源和服务形式来提供支撑，任何寄希望于程式化和同一性的文化活动来满足农村留守老人多元化精神需求都不切实际，必须在提高精神需求服务的精准性上广开思路。
傅成
中国首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抑制中国创新的最基本因素是，中国内地严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
莫争春
保尔森基金会北京办公室执行主任
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城市新建绿色建筑与既有建筑改造需耗资1.65万亿元，中国政府能提供的资金不到10%，必须打破阻碍民间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的壁垒。
李岩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检察院
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线索是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查办案件的前提，收集和获取有价值、高质量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线索，不仅是保证反贪工作持续深入开展的前提，也是不断加大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随着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的加强和犯罪手段与方式的日益隐蔽、多样，使得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均不同程度的遭遇着案件线索获取难的“瓶颈”。
潘竹梅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
随着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工作不断推进，大量信访案件涌入检察机关，妥善处理信访问题，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成为当前检察工作服务大局的重要任务，这其中推进信访工作规范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建设、民主与民主化理论,著有《人性、政治与制度——应然政治逻辑及其问题研究》等
新一轮快速城镇化存在的问题较多，但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官商合谋”主导、主宰整个城镇化过程，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如何分配利润的巨大“黑洞”，以及监督不力。
顾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社会政策、医疗卫生政策、非营利组织、劳动关系
诸多医疗事件的快速发酵，凸显了中国医疗服务监管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问题。这其中，除了笔者已经详加讨论的监管主体的问题之外，政府监管职能的范围也是至关重要的。厘清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转型，是深化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其重要性就医疗监管而言，尤为真切。
约翰·科克伦
John Cochrane
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金融学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
翻译:徐兰飞
在我们拥有民主前，美国的法治已经存在了两个世纪，而且可以说我们的民主就来自于法治。迄今，这种法治一直处于危险状态中。今天，这种对自由和法治的威胁来自于监管型国家。监管型国家的权力过度扩张，并缺乏现有法律的制衡。于是，我们要么坐等这种政治权力滥用的更大扩张，要么提前意识到危险，并从现在开始着手建立制衡机制。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分税制的确加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分税制所导致的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差异，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并没有实现。
韦诸霞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
探索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行业协会的治理模式，进而在行业协会治理上，形成系统的制度应对，使行业协会成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是当前社会组织治理中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张立伟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法理室副主任
腐败问题之所以仍然发生，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笼子本身不够完善。当前从法治层面强化反腐败成果，需要尝试将党内有效的反对腐败做法转化为国家法律、注重国家法律和党内规章制度相协调、更加注重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通过法律明确权力的边界和责任等。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改革和社会问题两只老虎赛跑，五中全会之后，从总书记到总理到有关部门，大家其实都在说，我们要怎么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非得要解决我们现在矛盾凸显的现实问题不可。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成长所仰仗的一个重要利好外部条件，就是由于美国推动的自由贸易体系和美国专注于成为“世界银行家”给中国制造业发展所带来的重要契机，这也是美国批评中国“搭便车”的重要原因。
李昌庚
南京晓庄学院教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经济法、国有财产暨国有企业法、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改革是必须的，但问题是如何改革?改革稍有不慎，在不确定的内外因因素下，均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尤其基于中国特殊国情。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政策、能源政治等
中方目前的做法是：坚持不降低利率，不在意泰方采取任何融资方式。这种应对是恰当的。如果贸然答应泰方的条件，将开启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影响到沿线国家（silk road countries）其它项目的推行。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