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冉飞
四川旅游学院
大数据给我国政府治理带来重要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几个方面的挑战：可能会增加信息犯罪，可能会加剧道德危机，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化。政府需要采取三方面的有效措施来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一是在大数据领域开展“法治”，二是营造良好的大数据运营环境，三是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
赵向阁
河北金融学院
陈 静
河北金融学院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京津冀三地的核心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北京在新定位下将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而河北省将承接大批北京原有专业市场，并将建成新的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文章在对比分析京冀专业市场生态系统差异的基础上，对河北省如何构建适宜移植的生态系统提出建议，从而提高北京专业市场在河北的适应性。
卢刚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伴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大城市周边镇域经济也引起较多的关注。镇域经济是一个建制镇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是镇域范围内各种要素和产业有机构成的经济综合体，是区域经济的一个单元。要积极借鉴国际大城市镇域经济发展经验，结合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推动中国大城市镇域经济科学发展。
王丽莎
衡水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
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步早，法律和制度均较为健全，分类体系亦独具特色。其保护和传承具体实践与我国相比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即民间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和结合教育开展保护传承。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经验，对我国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张晓娟
河南城建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美生态补偿制度中，在补偿主体、补偿标准与程序、补偿立法与政策实践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差距。美国生态补偿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在于：应明确生态补偿和受偿的主体，科学设定补偿标准和方式，构建公开、透明、科学、合理的补偿程序，完善生态补偿立法体系，切实加大生态补偿法制宣传教育力度。
姜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明清时期的北京作为皇朝帝都，其城市人口都先后经历了快速增长、造成严重社会承载压力的阶段。为调控北京城市人口规模，明清两代中后期都采取过多项疏解人口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汤建石
江苏理工学院副研究员
网络反腐在表现出速度快、传播面广和打击力强等特点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威”中存“媚”的现象。网络反腐中以庸俗和低俗为看点的信息，一旦不断被人为地放大传播，不仅不利于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反腐环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反腐的严肃性。要发挥网络反腐有目共睹的效力，就必须对其进行积极的利用和妥善的引导。
王柏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
杜圣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
当前，在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背景下，探讨央地公安事权划分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科学合理的公安事权关系有利于调动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是提高公安机关履职能力的必要举措。要以厘清央地公安事权内容为重点，从公安事权法定化、机构设置科学化、事权财权统一化等路径推进，实现央地公安事权划分的重构。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民主的精神和理念是普遍的，但其实现的方式是多样的，而其实现的过程更是充满了曲折性和差异性。在不同的国家，依据其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民主的实现方式、程度和过程都会有所不同。
黄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21世纪初的“威权韧性”之争以来，美国对中国民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学者在早先宏观描述和预测的基础上，对中国的领导干部、知识群体和基层社会的民主观念进行研究，以期剖析中国民主话语是如何生产和传播的。这些研究在试图勾勒更清晰的中国政治图景的同时，也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在东方文明推行民主，这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后果？第二，以社会经济绩效替代程序民主的话语，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民主理论？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等,著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等
中国式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这是不争的事实。对此，人们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之、分析之，从而作出正确的观察判断，得到符合实际的认识。
陈林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建立稳定的社会权利范式，有效保障人的各项权利，是解决贫困与饥荒问题的根本。政府的责任，一是保护公众的财产所有权；二是维护市场秩序，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人们能够享有充分的自由交易的权利。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秘诀，而体制成本的重升，则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今天选了“体制成本看中国”这个角度，是用一个简明的框架来理解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主要从法定成本、市场准入成本、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等5各方面探讨体制成本的重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王长江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我们唯一要关心的事情，是如何提高民主的水平。这是在对待民主问题上应当把握的边界，有助于真正理解我们党在其中应当担负的使命和责任。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研究领域:认识论、实践哲学和社会理论,著有《中西方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等
重要的不仅是知道规则，而且是愿意遵守规则。确实，就某一条规则而言，在特定事例上违反它一下往往是会有好处的，有时候这“好处”还不一定是对个人和小团体的。但是，在这条规则上打开了缺口、损害了这条规则的严肃性，它对全局所带来的害处往往要大得多。更不用说，我们由此养成的违规操作的习惯、不尊重规章的习惯，对建设现代文明来说具有极大的危害。当违规操作也成为一个大蔽的时候，我们就要坚决摒弃以为“不违规就办不成事情”的想法，以遵纪守法和照章办事为荣，以违法乱纪和违规操作为耻。
吕普生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民族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纳入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视野进行深入考量；做好民族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和不断完善以单一制国家结构为前提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