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世清
香港国际教育研究院院士、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的智慧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而智力中最根本的是创造力。因此智慧经济形态要求以提高人的创造力为教育的最根本目标。创造力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建构创新型的教育体制、智力开发体制作为重要内容。
李松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当前乡土社会治理水平滞后，关键问题就是社会资源难以有效集中起来，不能集中资源推进治理现代化。那么随着现代元素逐渐渗入乡村社会，不管是传统的家族或宗族共同体，还是改革开放行政共同体，农民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不能对过去共同体的简单复归，需要探索适宜时代发展的自治基本单元。
黄欣荣
江西财经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复杂性科学方法论、技术哲学、科技·经济与社会、管理哲学等
大数据技术带来了个人隐私保护的隐忧,也带来了个别组织对数据的滥用或垄断的担心,特别是人类自由可能被侵犯,由此产生了大数据时代人类的自由与责任问题并对传统伦理观带来了新挑战。
张雨暄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金太军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的国家认同经历了国家利益主导型、国家主导下有限社会利益共存型和完全社会利益型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中国的社会状态呈现出超稳定、地缘拉锯对抗和社会失重三种特征。共同体利益对国家认同的嵌入演绎出社会稳定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转型期，虚拟共同体利益的多元化使得国家认同在网络空间中不断地巩固、分解和重构，这也必然导致社会稳定走向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顾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大·复旦·吉大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及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白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要解决医疗救助财政纵向失衡的问题，并推进其横向公平性，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中央转移支付拉平效应的精准度，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省级政府的筹资责任，提升省级转移支付的均等化能力。
项贤明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
我个人对中国教育改革现状的估计比较悲观。不能讲中国教育改革失败了，但至少现在是陷入困局了。我们花那么大力气，实际上效果不佳。不管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是国家政策，很多情况都是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
王乐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补偿教育服务"作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核心责任条款",通过引入市场化策略,鼓励"联邦介入"与教育服务体系的私有化结合,利用社会保障体系将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试图缩小教育资源占有不均带来的学业差距(学校教学和学生学习)。"教育公平"作为该制度的核心诉求主要通过机会、过程和结果三方面的政策补偿来实现,然而制度的预设公平并没有得到现实的有效回应,教育的不公平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补偿,反而产生了补偿内的不公平。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领域: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著作有《中国社会建设战略思路与基本对策》《美好社会的世纪求索》《中国2010年:风险与规避》等
政府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决策是为了协调经济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文化发展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利益群体的感受：第一个是弱势群体，第二个是边远地区群体，第三是农村群体。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了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张曙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实践生存论、文化与价值的哲学研究,著有《个体生命与现代历史》、《现代性论域及其中国话语》等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各种内外部矛盾被激发并频繁发生，使社会长期处于某种无序和过渡性状态，人们的心灵也变得极其不安和浮躁，甚至失去生活的意义感。秩序既是人们正常生活的条件与表征，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来源。经过超过一个半世纪的伴随着血与火的巨大历史变迁，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步入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大门。
李秀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中心资深研究员,著有《日本教科书问题剖析1968-2012》等
日美同盟战略对接，是日美两国政府发布十三个文件、历时五年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扩容日美同盟体制、扩大日美相互保护及加强同盟基础的合作的角度，可以解读日本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给日美同盟内部战略对接带来的改变。通过论证日美两国在亚太及全球的军事合作及“全球伙伴关系”，可以剖析日美同盟在亚太及全球的战略对接，从而论证同盟战略对接的本质及其两面性。
丁英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延迟退休有双重目的，即提高劳动供给的同时，减缓养老金支出。延迟退休将实行分类推进，小步慢走，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制度。现在大多数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5岁、67岁。目前我国的退休政策是20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当时人口的预期寿命平均不到50岁。现在人口的预期寿命平均已达70多岁，平均退休年龄还不到55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日本经验对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具有一定启示。
廉德瑰
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等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海权地位的态度表现为：依赖海上贸易，挑战朝贡体系和在近代夺取殖民地的特点。历史是一面镜子，反射着现实，也折射着未来，中日关系的历史呈现过交流与对抗交织的特点，日本一方面依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同时也在大国意识的作用下对这个体系发起挑战并导致这个体系最后解体。
章志远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来，“双被告”制度增加了各级政府法制机构的复议和应诉压力，但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标尚未如愿实现。随着“双被告”制度巨大争议的泛起，《行政复议法》修改如何在续写与调适之间灵活游走引人瞩目。坚持整体救济论和合力脱困观，通过创新体制和优化机制才能有望实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和谐发展，促进国家行政纠纷解决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田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公司金融、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企业创新和股利政策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布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棋，而营造创业创新的失败容忍文化则是当前更为迫切的任务。能否宽容并理解失败，也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创新风险承受能力的考验。
赵干城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印度政治与外交、中印关系、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等,著有《印度:大国地位与大国外交》等
东亚地区近年来不断出现争端，地区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摩擦与相互依存继续发展，域外势力日益加大介入力度，两者构成地区战略格局演进的动因，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变量可能催生出对地区安全多边架构的需求。中国应发挥现行国际体系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目前复杂困难的局面中，引领新型的地区安全架构建设进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