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村落研究、农村发展研究
如果我们希望老一代农民退出农业生产以后，农业的家庭经营仍然存在，那么就需要出台系统的政策以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像其父辈一样老有所安，就需要将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农村具体化以使新生代农民工有退身之地，如适当的社会保障和与这一群体相适应的农业政策。
陈光兴
亚际书院理事长,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1955年于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历史性亚非高峰会议，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突破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垄断，正式开启了以亚非拉为想象的第三世界道路，今天的“一带一路”与六十年来的积累高度相关，延续着“和平共处”五原则。这个从第三世界出发改造世界的方案，对全球性学术思想界提出的挑战是，如何在知识上连结亚非拉、加勒比海各地逐步形成的批判传统，通过连带、相互学习，藉此瓦解（延续至今的）知识殖民世界。亚际书院于2015年推出了“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论坛，试图重新展开的正是这个延宕了六十年的知识计划。作为“一带一路”民间版的“亚际计划”，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二十余年实践摸索，成为重新嫁接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本文是以2015年系列活动为中心的阶段性报告。
李晓兵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写照。民族復兴，文明永续。这是这一代中国人必须要承担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民对于世界和平发展道路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也有积极的主张和创造性的行动。美国作为昔日的全球盟主应该看到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对于亚太局势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马健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一个没有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支撑的区域文化符号是不能被称之为区域文化品牌的。遗憾的是，这种将区域文化符号混同为区域文化品牌的现象可谓非常普遍，从而导致区域文化品牌的“空壳化”现象。
梅华龙
哈佛大学近东语言文明系博士生
亲以亲巴、亲犹亲阿，归根结底不如亲华来得实在——二者都可以是我们的朋友，都可以为“我”所用。若因为对犹太朋友的过度好感，而伤害我国一些具有其他宗教背景的同胞，就太不明智了，我们要引以为戒。
苏珊•亨尼西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在我们解决企业和集体层面的问题之前，雅虎数据被窃事件对个人的教训是：网络安全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当人们无法依靠大企业来保护个人信息时，唯一负责任的办法是假设数据被窃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尝试缓解损害。
贝淡宁
清华大学伦理学、政治哲学教授
当然，中国的贤能政治仍然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正如美式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也存在差距一样。但是西方的思想家们应当支持中国建立具有民主特色的“选贤任能”选拔模式，不是吗？对于一些西方学者而言，这也许像一剂苦口的中药般难以接受。
李璐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韦潇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
政策性金融资本参与医疗体制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坚持“基础性、机制性和战略性”的根本投资理念，发挥政策性、社会性、补充性、引导性和经济梯度整合的功能，既要选择近期医疗体制改革的热点领域和难点问题，也为未来卫生事业发展布局作贡献。
青连斌
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研究领域:和谐社会、社会结构、社会政策等
从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全局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明显的短板，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必须从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网络、拓宽资金渠道、建立健全协作机制，以及把城镇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向农村延伸和拓展等方面下功夫。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终身讲席教授、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
近几十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许多研究领域仍处于跟随西方国家阶段，缺少真正的开拓新领域的原创性研究。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必须在科学研究资助体系上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制定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政策措施，合理配置资源支持原创性的基础和新技术研究。
李莉
北京市通州区委党校教研二室副主任、讲师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农村各种体制性、社会性问题日渐凸显，矛盾日渐突出。如何清晰界定这些矛盾，并准确把握矛盾产生的成因，进而成功化解矛盾、预防矛盾的产生，对新型城镇化目标的达成有重要意义。
王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医疗改革与医药产业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医疗医药市场研究
从短期来看，若取消收支两条线和基本药物制度，则至少可以吸引30%左右的患者下沉到社区，从而快速缓解大医院的“拥挤”状态。从长期看，根本上还是要改革现有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释放公立事业单位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同时放开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空间，将其吸引到社区，真正实现医疗资源和服务的下沉。
王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领域:宪法学、行政法学、食品安全的法律与治理、法哲学,著有《宪法实施原理:解释与商谈》等
党内法规体系，既是中国共产党以党章为根本，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出发，着力进行制度建设，确保从严治党始终沿着制度化、可预期、规范化和程序性的轨道前进，也是对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一种制度模拟，要建构一个现代党内法规体系，归根结底也就是既要更好体现从严治党的意志和规律，也要更好满足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与要求。
谢佑平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刑事诉讼中的诉权、诉讼文化及其与诉讼模式的关系、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著有《刑事诉讼法新论》等
社会文明的演变和进程，是伴随着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而来的。从古罗马的元老院，到现代社会的议会制，从无序的武力征服到有序的政府管理，从人治到法治，无不反映出人类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探索。权力的产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受利益因素的影响，权力易于膨胀，需要监督。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
林辉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社会学博士
仅仅依靠收入标准来识别贫困户就够了吗？扶贫和低保政策的多年实践已经表明，即使家庭收入高于贫困线和低保线，如果家庭成员有大病或者遭遇其他重大灾害而丧失劳动力，并且需要支付较多的日常开支，这个家庭往往也就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陷于贫困之中。换言之，贫困不仅仅体现在收入上，更体现在发展能力上。那么，从能力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贫困的识别，可视化原则和民主化原则将继续发挥它们独特的作用。
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张昭曦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5级研究生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