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高一飞
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将系统梳理我国公安机关警务公开的改革历程，通过网络调研等方式实证分析十余家有代表性的省市公安机关网站，评估公安机关政务、人员、案件等方面信息公开的现状并提出完善建议。
李玲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师
有人称这次大选不仅是希拉里的失败，也是传统媒体的失败；不仅是特朗普的胜利，也是新媒体的胜利。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胜负局面？这源于深刻的社会变革，当然更与新的传播环境——互联网的兴起密不可分。
徐晓新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
张秀兰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当代家庭的重要性提升和家庭能力弱化之间矛盾的化解,需要家庭政策的支持。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这一间接家庭政策为剖析我国家庭政策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这一政策的实施虽取得积极成效但仍不理想的状况，折射出我国公共政策中家庭视角的缺失。
刘晨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放眼我们中国，其已经在从熟人社会演变为“半熟人社会”或者弗里德曼所说的“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演变为齐美尔所说的“货币关系”，物化的社会，往往因为利益的纷争会比熟人社会更为的强烈。所以，如何保持互利原则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基础。
张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
引起立法议程回应性变动的公共事件常发生于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领域、事件关涉各方在价值判断、治理目标和治理方案等方面能够在较短时间达成“合意”。与此相对，回应性的立法以行政法、环境法以及刑法领域居首；行政立法主体回应频率最高；回应性立法以创制方式为主。
张文显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有《当代西方法哲学》等
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全球治理法治化的背景下，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如何治理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如何治理深刻变革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的问题，是其他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未曾面对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理论界）经历长期、艰苦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
吴玉章
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关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问题，即权力的介入。围绕权力介入的现象分别介绍了几个问题：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以及慈善与福利的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后，权力介入的开始、原因及其影响；随着2016年《慈善法》颁布出现权力介入新的形式，而权力介入的新形式标志着权力理性的兴起。
喻忠恩
教育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研究员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长痛不如短痛。为实现我国职业教育的现代转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我们应该在正视问题的前提下，坚定改革方向，稳步推进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否则，只会导致问题累积越来越多、改革的代价越来越高。简言之，我国职业教育是一个沉疴在身的庞然大物，主动改革会受伤但有可能浴火重生，不主动改革则只会沦落到苟且偷生。
董德刚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人民概念是指与“非人民”相对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其中主要部分是广大普通劳动者，并且体现在人民中每一个个体（主要是每个公民）身上。人民主体的基本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主人，反对君主、官主、金主。人民主体理念需要具体落实到人民是经济主体、政治主体、文化主体。
约翰·德勒里
首尔延世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副教授
尹宏毅
新华社副译审、清华大学科技政策兼职研究员
下届美国总统及其核心顾问将必须自己决定，是鹰派、蟒蛇派还是鸽派的观点正确。毫无疑问，将有这三项对策的某种结合，正如专家们所建议的那样。但是，在确定美国未来政策的重点方向问题上，必须做出一项艰难的选择。无论在战略上的耐心之后到来的是什么，成败都可能取决于“中国因素”。
梅新育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印度经济的增长给我们对外经贸带来了新的机会，而面对印度力图赶超中国的压力，我们最关键的是保持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尤其要防止自废武功。在这方面，值得警惕的可能自废武功的主要问题包括：教育和公务员考试中五花八门的加分政策、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等等。
李怀印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
张向东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家峰
山东大学历史系
欲了解集体生产中农民行为的复杂性，我们需考虑所有可能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中国农民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所构成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参与到集体生产之中。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把制度和道德以及人割裂开来，有制度环境的原因：一些不良制度的存在，误导了人们的看法。但更主要的源自内因，即本体论上的局限：我们对人的理解及其预见性的假定。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揭示法治的道德基础。
田应奎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田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本科生
我国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复杂，既有合理、适度的理由，又有非理、过度的根源，为此必须理性客观、全面系统地看待。尤其要充分认识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非正义原因，特别是权力腐败等恶行根源，高度重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极端危害性，努力提升缩小贫富差距的国家战略意识，破除对“贫富两极分化”的认识误区。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持续加剧，未来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将更加巨大，问题将更加严重和不可收拾。
吕新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今天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
刘云
西南政法大学制度经济研究员
中国围墙意识强烈的深层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饱受人多地少、土地（耕地）严重匮乏的困扰，对土地资源的节约或珍惜意识比西方强得多，这使国人有一种对土地资源的强烈争夺和占有意识，这种意识就转变为围墙意识，只有把属于自己的土地用围墙围占起来，才能满足自己对土地的占有欲，防止别人争夺和占有自己的土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