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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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戴维斯
Vanguard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在一段时间内，通胀和利率仍将持续位于历史低点。在推动通胀上升的关键驱动因素中，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是唯一高概率的驱动因素，其他因素出现的概率都为中低水平。摩尔定律以及技术创新的步伐可能仍是各国央行实现2%通胀目标的阻力。如果未来两到三年通胀高于预期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是因为全球经济强劲增长加上宽松货币政策足以抵消摩尔定律的通货紧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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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波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叙利亚国内，叙利亚战后重建工作已被提上议事日程。2017年4月，由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组织的代表团受叙利亚政府邀请访叙，探讨中国企业参与叙利亚战后重建工作。8月17日，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时隔六年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开幕，20多家中国企业参加了此次博览会。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齐前进表示，中国企业参展表明中国商界对叙利亚形势的信心增强。企业应在保证人员安全前提下，根据形势发展和市场规律，与叙利亚相关企业商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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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刑事审判原理论》等
随着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及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推进，我国检察制度，尤其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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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建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世界经济转型与区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在构建社会行为体的政权力效用函数与政治权力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绘制社会的政治权力分布曲线并测算社会的政治权力分布系数。在构建暴力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绘制一个社会的暴力占用曲线并测算该社会的暴力占用系数。通过政治权力分布曲线、暴力占用曲线和洛伦茨曲线的绘制及相关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衡量政治权力的社会分布与暴力工具占用结构之间的复杂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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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研究领域: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等
说到垃圾分类的困境，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中国人素质差，缺少公共道德和公民意识，不能“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不能与发达国家的公民美德相比。这种廉价的道德批评老生常谈，但实在于事无补。中国人为何“素质差”？为何举手之劳而不为？为何连关乎生态环境和自身生命健康的事都不放在心上？这些需要从社会结构层面和制度环境角度去思考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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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传华
博士曾任国家核心期刊《西亚非洲》编辑部副主任、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政治处主任、驻津巴布韦大使馆文化处主任等职
这是非洲大陆最有效率、最富戏剧性、最和平和谐的一场政变。 这场斗争是“一个老眼昏花的老人（穆加贝）加一个利欲熏心的女人（格蕾丝）加一群投机分子（G40派成员）”对“一个如鳄鱼般凶猛的实权人物（姆南加古瓦）加一个国防军司令（奇文加）加3.5万军队”这两派之间的较量，力量对比悬殊，十分清楚明了。政变之所以能够速战速决，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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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刘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新供给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既有质的积极变化，也有量的边际提升，既是L型增长水平上的新阶段，也有经济增速的稳步复苏，即中国经济将在新供给扩张的带动下进入缓坡型增长新周期。但仍要特别关注钢铁、煤炭等上游大宗商品大幅涨价对下游制造业增加的上万亿成本冲击，以及房地产的“灰犀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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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
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国泰君安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研究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件好事。过去因为稳增长总要落实到稳GDP，这种对GDP的过度看重其实是不明智的。而十九大提出来要提高经济质量，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正解。比如日本、韩国、德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GDP增速都是打对折的，甚至是比对折还要多。所以，只有经济增速下来才能够实现转型，经济不可能高速增长时转型，因为高速增长就是将原有模式不断强化，如果一定要维持高增长，最终将导致经济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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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著有《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等
无论是覆盖面较为宽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现代恐怖主义，最初都不是对所谓“美国压迫”、“西方霸权”的反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他们发动“圣战”打击的对象是伊斯兰教不同教派、阿拉伯本土政府、印度教徒、锡克人等非西方势力；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乱局，更是深深植根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其它阿拉伯国家对外输出动乱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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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退出外交”反映的正是特朗普“反传统”的价值观。长期以来，美国外交一直在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摇摆，但无论是在政策光谱的哪一端都充满了道德优越感。如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却要主动放弃道德高地，将短期经济利益摆到维持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国际领导权之上，难怪要在美国国内引发潮水般的批评，特别是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那帮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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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辉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著有《防范与合作——苏联解体后的俄美核安全关系》等
阿扎马特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
普京称赞沙特国王的到访是“标志性事件”，将“极大地促进”双边关系。萨勒曼说，为了“和平、安全和世界经济发展”，他希望扩大与“友好国家”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与沙特关系的戏剧性反转，再次印证了双方既非敌人、也非盟友的“非常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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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现在中国变得强大了，老百姓的心态也应该变得强大起来，做到大国大心态。现在很多人是大国小心态，一提“印太”关系，马上就认为是不是针对我们，这就是心态太小。应当以更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外面的问题，而不是还是以近代以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把自己的心胸放得那么狭窄，这样很难做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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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及财经理论、政策,著有《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等
中国能不能凝聚改革的基本认识，合成改革推动的力量来攻坚克难，使制度供给由此真正提升到一个高标准、法治化、低负担、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社会和谐环境，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全景”模式下我们要牢牢抓住的中国真问题，大家应群策群力，才能一起去攻坚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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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去杠杆”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而金融监管也将被提上一个新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去杠杆”能动多大真格，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而一旦面临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如何应对，也将决定市场机构的行为。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已经明确，“去杠杆”的方向也十分清晰，但真正的难点仍然在于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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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兆明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伦理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著有《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秩序研究》等
本文以宁波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为背景，基于常识，通过澄清八个关于规则意识的认识误区，揭示规则意识对于自由、法治的重要意义。自由生活内在具有规则与规则意识。规则及其监管漏洞、他人不守规则、贫穷等，均不能成为违反规则的合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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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法律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法理学、台湾问题等,著有《情理法与中国人》等
中国的司法礼仪文化，还有一个特别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包公黑脸。把包公黑脸当成中国司法文化的一个礼仪符号或价值标示来看待，也许更能解读中华法律文化的DNA。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