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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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村民自治又呈现出许多不同以往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具体表现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联动发展，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逐步转变，村级民主向乡镇民主不断延伸。基于当前村民自治实践面临的新变化，应当优化村民自治的发展动力，调整权力主体关系，丰富自治内容，健全保障机制，明确发展方向，加快推动村民自治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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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所长
围绕叙问题的战略博弈进入混沌期。突出表现是，美俄既对抗又合作（有俄罗斯专家称这种局面为“混合冷战”），双方对叙政权看法分歧严重，但在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反恐问题上又保持合作。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外交斗争进入了复杂相持期。政治解决成为主要方向，但各方围绕巴沙尔政权去留和恐怖组织界定等问题的分歧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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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于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柳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对集体所有制的评价不能仅仅着眼于集体经济组织本身的盈利状况，而是需要具备更加广阔的视野。在苏南，农村集体经济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可将其视为一种“正外部性”。一般认为，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苏南集体经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集体经济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影响亦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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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高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蒋辉
广发证券
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取决于能否在确保制造业全球份额基本稳定甚至略有增长的前提下，大力提升消费占比。中国消费潜力即是经济增长的韧性。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冷战”，或许曾经成功地遏止了前苏联、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但这一招对于中国不一定适用。如果能够利用好大国消费的规模优势，中国可以化解贸易摩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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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国内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之前显著低估了本次贸易战升级的概率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要对贸易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好准备，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非常显著地从接触变为遏制。遏制中国崛起，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一个重要诉求。不管特朗普是否连任，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都不会特别友好，都会以遏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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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有三点不变的基本面，也面临三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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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曹胜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实习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未来中英两国资本市场的合作，应立足于两国金融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基础与特点，找到双方互补共赢的机会和合作方式。中英资本市场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绿色金融和金融监管四个方面。这些领域的合作需要克服和解决现存困难，从信息交流层面逐步向产品、资金和业务合作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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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中国经济正处在六大周期叠加：世界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产能周期、房地产周期、库存周期和政治周期。2018年最大的风险来自金融收紧、中美贸易摩擦，关注中东地缘政治、油价上行可能引发的“滞涨”风险。2019年以后有望突破L型的一横向上开启新周期：经济新周期、新经济周期、高质量发展新周期、中速增长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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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问题和党内民主等研究
当代中国的改革具有六个特点，即：它是最为成功有效的改革，直接催生了中国的强劲崛起；它是持续时间最久的改革，改革将至少长达70年；它是最具丰富内涵的改革，前所未有地涵盖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制度等七大方面改革；它是最为复杂深刻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是最有睿智策略的改革，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它是最有价值意义的改革，实现了中国四个巨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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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以“官民共治”概念对传统以至于现当代的乡村治理秩序做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概括。皇权时期的乡村治理秩序是一种建立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官民共治秩序，近代以来现代国家建设形成的官民共治秩序，是在现代化的压力下，为了整饬传统基层吏治腐败和重塑新的政权代理人。以“官民共治”概念来剖析乡村社会治理秩序，是为了明确当今乡村治理转型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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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雾霾笼罩、河流污染等各类环境风险事件及其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进入高发期,愈益严峻的环境风险状况已成为威胁人们健康安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新目标和新要求,建立系统完整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风险问题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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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
要深化改革，改什么？我提一下最重要的几点，第一，基础性的制度改革才是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第二，激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赖于基础制度环境的改善。第三，就是良性发展呼唤.第四，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平衡充分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良性发展呼唤国家治理、市场化和社会规范制度供给的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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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竹
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日本自民党2017年10月再次赢得众议院选举，为安倍政权稳定执政至2021年带来希望。安倍胜选后在坚持推行既定施政方针同时，对外政策出现调整变化。其中对美由“亦步亦趋”转为“主动配合”，在国际地区秩序问题上开始由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安倍对华政策也明显趋向务实，但消极面犹存。安倍政权对外政策调整，既是为因应国际地区格局变化，更是出于加快推进其国内政治议程需要。日本外交政策调整动向为未来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带来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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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辉
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发挥创新引领和战略支撑作用的重要基础。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加剧，为了获取利润并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的技术创新已经无法像传统的封闭式创新那样完全依赖自身的研究，而是采取与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企业合作，兼并收购标的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科研成果，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授权给其他企业开发等开放式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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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帅华
瑞士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董事会成员、中国区的创始人和董事总经理
在WTO总部所在地的日内瓦，餐桌和会议桌上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用各种语言，有人说特朗普是疯子，有人说特朗普是奇才，有人说他会赢的，也有人说他已经赢了。但中方和WTO其他成员仍有机会挫败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拯救多边贸易体制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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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最近，特朗普又有惊人之举——退出了奥巴马政府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悬而未决，打打谈谈或将成为常态。特朗普的任性风格，来自于美国强大国力和当前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支持。然而，美国经济真的是一片艳阳天吗？它能否支撑特朗普四面出击的野心？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