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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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于“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西方人不相信中国是和平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以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中国。不过，对中国来说，如果“生存哲学”不变，其结果也是显然的，那就是继续缺少原创性技术、继续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继续当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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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遥
大国策智库研究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东南亚国际关系史、当代亚太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等
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是大国崛起的重要保障。中国崛起的“国际信任力”战略的制定和推进，将有利于中国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从而减少来自霸权国与相关国家联盟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时代美国“国际信任力”的相对下降也为中国“国际信任力”的提升创造了较好的时机，中国可以积极加以利用。不过，构建“国际信任力”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一定的战略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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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圆圆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截止2017年底，直接投资占中国海外总资产的比重为21%，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这个比重并不低。从中国海外资产结构看，中国对外投资也已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成为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国。然而，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束了多年以来的快速增长，首次出现了ODI增长速度为负的情况。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30%。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增速下降，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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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智库
在原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召开的朝美领导人会晤即将来临之际，朝美双方唇枪舌剑，最终导致特朗普在5月24日宣布会晤取消，令国际社会哗然。但双方此后更为戏剧性的彼此回应更是令人困惑。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扑朔迷离的发展？特金会是否能如期举行？会晤之后朝鲜半岛局势何去何从？中国的角色又该如何定位？针对这些问题，大国策智库邀请多位专家给予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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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雪梅
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民族理论、伊斯兰问题、中东问题
“民族”(nation）一词源于欧洲，它所象征的人的集合体在离开了欧洲的土壤之后，在各个地区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与内涵。在中国语境之中，“民族”的使用与意义建构与中国近代史历程息息相关，“中华民族”的话语如何形成？在这套话语形成的过程之中，“民族”被赋予了怎样的内容与意涵，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解析了“民族化”建构的过程，或对我们理解、思考“民族”在中国的意涵提供些许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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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许昌
经济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
各地在抢夺人才这一战略资源时，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人才政策，同时，尽管各地人才政策的侧重点不一样，但还是要科学匹配初级、中级和高级人才，优化人才结构，不应盲目争夺高端人才。人才争夺战最惹眼的是用优厚的政策吸引人才到当地创业和工作，单这只是人才争夺战的第一步。在引进人才之后，还要提升当地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才能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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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粤港澳大湾区与“大珠三角”在覆盖范围上一致。珠三角引领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潮流。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在助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有望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在“腾笼换鸟”与“凤凰涅槃”的战略指引下，珠三角经历近十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之后，服务业发展整体加快，制造业占比回落。其中广深地区已成为中国的创新产业中心，创新也将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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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
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贸易争端至今，有磋商初步进展，但却有更多等待破解的困惑。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不同性很强，在诸多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中国的扩大开放意味着中国是全球令人瞩目的进口高增长市场，也势必带来中美贸易，尤其是中国自美进口的持续上升。但经贸关系的良好健康发展，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如何看待中国进口增长的前景和领域？后续双方的你来我往仍将激烈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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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著有《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
原定6月12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在五月变得一波三折。先是朝鲜外交部愤怒呛声，之后特朗普发布“文采焕然”的公开信拒绝会面，再随后又为见面打开了一扇窗户。是特朗普视国事如儿戏，还是商人本性使然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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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厚明
工信部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财经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国内各类投资主体竞相进入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据统计，2017年我国总计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数量已达到了79.4万辆，是2012年的63.3倍，市场累计产销量达157.1万辆，已经连续2年在全球产销量排名第一，占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的一半以上。但是，与新能能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相伴的是，该产业产能过剩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当前采取措施遏制新能源汽车市场产能过剩势头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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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个国家经济越是发达，老百姓对处置私有财产的选择空间一般也越大，其资产的用途就越多，资本化程度也越高，老百姓借此生财、增进自身利益的机会就越多。而且老百姓利用其资产增进自利的过程，需要同时为他人创造价值，以此来增进自身的自利。但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均存在大量的低资本化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关注城乡个人资产的低资本化问题，要加快走出低资本化陷阱。这不仅适用于我们所讲的一般资产，也同样适用于一般资产之外的其他资源和个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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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应当制定一个《改革促进法》，因为要改革的话，一定要给官员一个试错的空间。因为没有一个改革能保证百分之一百的成功，主要看程序。比如，做了集体决策后，某人根据行政程序做的，哪怕出一点错误，也不应当把他看成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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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期望，中国各级法院的至少一部分法官，无论在审判、管理还是政策研究岗位上，特别是司法改革的规划者和推行者，某种程度的关注，不但适度地调整其知识需求和储备，更能把自己长期身在中国法院这座山中的观察和经验，即便是很不入眼的经验，全都纳入一种社会科学的系统思考和分析。这不仅会改善中国的司法，更可能促进和拓展中国的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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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法治的经验或理论在中国有其价值，西方的法治对中国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在哪儿，我们并不知道。法学家都应思考这个问题，西方的理论是自洽的，理论的发明者也很高明，这套理论也可能成为整个人类的经验，但目前肯定不是。那么西方法治的价值在哪?我确实不太清楚，我们法学界所讨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也不是太清楚。我暂且把上述问题称为“中国法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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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作为在一个历史节点召开的重要会议，党的十九大报告既要为第一个百年画句号做战略部署，又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做前瞻谋划。贯穿两个百年的核心是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现代化。乡村现代化无疑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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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参事,国际政治系教授
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新特征与新要义主要有七条，也存在六项问题。老老实实地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勤勉不已地对待世界对待中国，这样我们会有更大的可能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