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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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该著作获1997年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理有四：一是通过微观组织再造做对激励，通过市场竞争做对价格信号。二是大规模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和将高比例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充分就业。三是在不同阶段启动总需求中极为重要的消费需求（食品、轻工业产品、家用电器、汽车和住房），打开增长空间。四是融入全球产业链，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本国经济不断接近世界制度和技术前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核心问题在于，继续制度改革对宏观经济供需两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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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采访者:王强 黄锫坚
现行个税的主要问题是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不同税率的分类计征，工薪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制，最高税率45%，经营所得最高35%，财产性收入等非劳动所得的税率是20%，不累进，有些还不用纳税，导致工薪阶层的中高层（基本属于中产阶层）税负高，真正的富人税负反而低。我们真正需要的改变是对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统一实行综合计征，统一税制，公平纳税；把过高的税率降下来，过低或不纳税的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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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从其过去近四年的立场上有所回调。印度政府的对外战略向2012年出台的“不结盟2.0”回摆，至少莫迪口头上的说法给人以这种印象。印度对外战略的这一调整，从莫迪与习近平主席举行武汉非正式会晤、访俄与普京总统举行索契非正式会晤，以及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几个事件上可以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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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第一个由中央政府将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国务院也鼓励地方对网约车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但是，各个地方在推动网约车新政落地时，却面临值得注意的困难和尴尬。一方面是乘客有刚性需求，催生了网约车这样一种新兴业态，且呈现燎原之势，另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对网约车合法化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使网约车行业的发展面临种种不确定性，也使以共享出行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发展遇到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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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冯 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博士生
税收和财政对于国家治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掠夺性的税收会造成经济停滞乃至衰退、社会动荡乃至革命，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如何防止掠夺性税收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一个非掠夺性的税制也需要精心设计，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市场的形成、产业的升级、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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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采访者:澎湃新闻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折期，短期稳定是大局，中期处理好结构性改革，长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是基础、稳是大局、稳是关键，因此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实现稳中求进。而实现中长期的目标，最少要坚持7到8年，把最困难的调整时间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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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政府不仅应当容许更应当鼓励自治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自己组织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而政府的“更好作用”则体现在对社会实行监管，以避免“坏社会”的出现。而这个“监管”方式就是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所说的“法治”。也可以预见，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本身也会变得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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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方式，重塑了中国的大国形象，重塑了世界格局。现在“一带一路”已经形成了一个海、陆、空、网、冰五位一体的格局，也使我们国家的沿边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桥头堡，形成中国在更大范围的影响力，为各国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投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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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磊
国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
过去十年以来，除了在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之外，在收入分配改革刺激消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开放和国企改革提升投资回报等一些核心领域的改革的进展都显著的低于预期。今天宏观政策被迫转向、经济被迫重新加杠杆正是改革进展迟缓的警钟重鸣，是对于十年以来改革开放进程踟蹰不前的大声警醒。而继续以市场化与法治化为中心的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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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洪岩
广发证券高级经济学家
盛柳刚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中美贸易冲突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因此两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将是决定中美贸易冲突最终胜负的力量。特朗普之所以敢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同时发起贸易战，是因为如今美国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指数也不断走高。中国要想赢得这场贸易战，唯一的出路是“练好内功”保持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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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回归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基于对于传统体制弊病的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现代化之路的正确大方向，紧紧抓牢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使我们得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搞对，将各种潜藏的积极因素释放，使中国社会大踏步地跟上时代，令这艘巨轮迅速驶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航道，并以超常规的发展来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但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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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大洋洲所副所长、博士
可以预见，伊姆兰此次带领正义运动党上台执政，可谓近30年以来巴基斯坦政治一大变化，折射出巴基斯坦各阶层求变心理，其有可能展开大刀阔斧改革，推动巴基斯坦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全天候合作伙伴的中巴两国显然存在巨大合作空间，将持续推动理念分享，互帮互助，将历久弥新的中巴关系推向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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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岳
中国社科院产业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
用辩证的方法来思考此次的中美贸易摩擦和东北亚地区战略平衡问题，其中存在利与弊。弊端不言而喻会对中国出口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出口型企业会面临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从地缘政治的战略角度来思考，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此次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确立要经历一个磨合期。无论如何发展，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和国家实力得到整体提高之后，能够在相应的国际事务与地区事务中享有相应的控制权与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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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
政治学博士,三亚学院教授,厦门大学退休教授
梁梓然
厦门大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庄玉乙
政治学博士,厦门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中共领导干部的管理之道可概括为“有效治理、有效选拔”。它是一种在承担实际治理责任的官员中逐级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任期制、交流制和后备干部等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的。在这个制度下，领导干部尤其是当政一方的地方党政领导，需要保持适当时长的任期以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干部交流制度和后备干部制度体现了中共有效选拔领导干部所做的制度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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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凤乔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叶杰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也会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呼唤下，政商关系产生了新内涵，政商关系研究也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引入新思路和新研究范式。目前，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致力于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新型政商关系有何新意”以及“应该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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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表面来看，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我国贸易影响不大，但由于美欧等国的市场经济标准中包括货币可兑换性、汇率、劳工权利、市场开放等多方面，其国内将其视为推动他国改革、制度接轨的工具，而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也希望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同时，我们需要看到自身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让外界更为认可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