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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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花大量的钱用于很多缺乏效率的投资，很多开发区花了大量的钱投资但是最后空了。花了大量的钱修旧城建新城，很多楼房用了20年就拆掉，然后要建更高更新的大楼。很多地方政府的行政设施，政府机关大楼气派宏大。在这种情况下说没有钱来解决这些进城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说不过去。所以要改变政府的支出结构，把不必要的投资压下来，把不必要的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压下来，拿出钱来给农民工解决安家落户的问题，解决入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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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陶宏伟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研究助理
2018年下半年PPI和CPI都将获得新的支撑，且指向基本一致。问题的关键不是方向，而是幅度。这不仅取决于对支撑因素的强度判断，而且取决于房地产投资和货币政策的走向。至于通胀是否会超预期则与预期的高低有关。不受控制的恶性通胀自然在考虑之外，但如果市场的主流预期仍是持续低水平通胀，那么留给未来的想象空间恐怕还要再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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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虎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研究员
现行土地制度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承担了经营国有土地的职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土地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热点，各界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改革的决定性突破，必须是由国家修改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可惜，这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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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1978-2010年从中西部迁往东部地区的人口以劳动力为主，并且多数未迁户籍、也未带子女，中西部留守儿童现象非常明显。2010年以来，部分劳动力回流中西部，东部地区面对用工压力主动推进大学毕业生、技能人才等外来人口本地化，户籍人口和小学生增速明显加快，东北地区人口加速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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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云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第三产业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双双超过50%，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因此逐渐萎缩，似乎出现了一个较具规模的中产阶层，但其远未进入定型阶段。我国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或地区还有较大差距，他们还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从贫富分化的调控到社会中产阶层的培植，是一项基于经济增长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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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无法适应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一是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新需求，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楚，三是金融监管没能管住风险。现在政府提出要“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金融体系的“现代性”应该主要反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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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碧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衷子雅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研究生
美东时间8月13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作为其中一部分也已正式成文。该法案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尤其是重点关注并且区别对待来自中国的投资。未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将遭遇更多的阻碍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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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
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生的知识掌握上，更体现在学生的思维发展上，其中的核心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教育应该更多聚焦在学生的思维发展而非知识掌握上，这其中的核心是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教育。这个问题不仅与培养创造性人才有直接关系，而且也是有关育人的一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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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就是向世界展示，要想能够成功发展，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要不受条条框框束缚，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国家现实状况发展经济，一心一意走这条道，最后都发展起来。相信这点将会变成一个广为世人认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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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杨畅
加工贸易背后反映的一个国家出口的加工深度和制造业基础，要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特别面对美国“制造业回流”、产业向越南等东南亚转移，只有通过减税降费等手段，尽量留住加工贸易，逐步实现加工贸易价值的提升，或许才是切实可行的选择，不能因为要提高附加值，就放弃加工贸易，“倒洗澡水，也把孩子一起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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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娟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欧洲大陆法系更强调理性主义、国家主义、平等主义的法治理念与思想传统，英美法系更强调经验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法治理念与思想传统，这与两种治理模式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大学治理终究要依托社会的法律架构和治理环境，没有能够指导一切的绝对理性，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所谓模式。只有尊重本土性，同时又能保持开放性和实用性，才能建设具有一国特色的富有生命力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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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美国主导的伙伴关系是美国旨在维护世界领导地位，以联盟为核心而构建的具有等级和功能差异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中国特色的伙伴关系是中国为了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倡导的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平等、和平和包容的新型国际合作范式。经过比较，伙伴关系可以被界定为一国为了实现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基于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可能的共识，与另一方正式建立的，具有较高政治平等性和政策灵活性的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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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拉夫特
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
由于双方似乎都认为自己最终将占上风，美中两国贸易对抗的危险正在被放大。美国人觉得，中国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因此注定蒙受最大的损失，会率先退让。而中国人则意识到了华盛顿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选民对物价上涨的敏感。双方都准备接受一场实力考验，在圣诞节前结束是不太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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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水治理研究”课题组
执笔:谷树忠 李维明 王亦宁
当前，水治理PPP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水治理PPP政策体系，建议下一步着重加强水治理统筹规划，提升PPP项目质量；完善水治理PPP立法，健全PPP市场规则体系；完善优惠政策体系，提升水治理PPP项目的现金流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健全专业监管体系，加大水治理PPP服务监管力度；培育专业化水务运营主体和跨区域大型水务集团；强化水治理PPP风险防范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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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特朗普之后的总统所面临的问题是，美国能否成功处理其特殊角色的两面性。下任总统能否在没有军事干预和十字军式战争的情况下促进民主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他能否以非霸权主义的方式，带领各国建设并且维护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所需要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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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中国对于减税降费、信贷机制、户籍迁移制度，特别是农村土地体制等方面，有个明确的改革方案，并确实要实行，公布于众，将会极大地提高投资者和公众的预期和信心，提振股市、稳住资金流出，稳住国内产业不过度转移，稳定住人民币币值，将会稳定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