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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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学院院长
近年来在国际经贸领域，两个事件并行，一是中美两国之间发生贸易战，二是作为多边贸易体系核心的WTO陷入困境。这两个事件都在分别指向中美经贸关系脱钩的可能性，而两个事件的叠加则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脱钩成为大概率事件可期。问题是，是否存在管控中美贸易关系的渠道？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否借改革恢复功能，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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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从历史来看，每一个民族或文明的人们对自己的民族和文明感到自豪是人之常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如果这里包含着种族优越或文明优越的潜台词，就会演变成文明原教旨主义，就会走向非理性的内外部行为，最终导致人类的悲剧。今天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希望历史不会简单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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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丹
三亚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分析哪些乡村需要振兴，这不但需要从外部可视的乡村空间分布，如与城市的距离以及乡村的经济水平观测，也需要从内部较难辨析的乡村社会组织结构进行观察。培育新型乡村社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方案制定与实施路径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政策文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因此，已经有一部分发达地区的乡村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得到了快速增加，而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乡村的社会组织由于资源、内在动力等原因，有待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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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徐钟祥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
总体来看，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根本变化，银行变得更加健康，保险在弱化，竞争力下降，银行贷款业务从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转移，改变了市场流动性的坐庄者，导致金融结构失灵。同时非银行业的集中度在增加，规模在扩大，全球金融结构和2008年相比有了很大改变，资产管理公司在整个金融系统中的影响不断提升，同时也增加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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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经过全国上下的不懈探索，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回顾过去不平凡的70年，前30年我国努力建设工业现代化推动经济发展，未摆脱贫困；后40年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结合我国自身发展经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来看，反思主流的理论思潮并进行理论创新很有必要。这既可以帮助我们洞悉国际上主流经济理论适用的局限性，也有利于我们抓住时代机遇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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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通过扩大进口促进双向开放，既可以分享中国巨大市场的体量红利，也有利于降低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促使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同时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有益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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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角。中国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超级经济体，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使中国在军事领域鲜有匹敌，中国是具有独特文明和历史传承的文化大国，地缘上中国始终是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棋手。因此，中国需要发达和繁荣的国际关系研究，为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提供理论与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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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日本经济,公共组织战略管理,著有《追赶型工业战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等
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本质上是生产组织方式之争；生产组织方式之争既是引发中美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也是决定中美贸易争端走向的核心变量。模块化、内置化、平台化和金融化的相继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中美两国生产组织方式的动力机制，是中美贸易争端的生产组织方式根源。因此，分析模块化、内置化、平台化和金融化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于中美两国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中美贸易争端的深层原因、预测中美贸易争端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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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率先引领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数据和人工智能科技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形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我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第二，与新科技革命相适应的市场条件。应用场景的开放，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出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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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希望达成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发展的理想状态。其本质可以描述为，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良好且其发展前景良好的前提下，人口增长长期沿着适度水平窄幅波动而形成的一种发展状态。在我国目前制约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现有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下，全面提升人口综合素质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削弱人口非均衡状态带来的负面效应的重要力量，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的基本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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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5G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和重要的使能技术，具有超大带宽、超强连接、超低时延等特点，5G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增强）现实等智能技术的协同创新与融合应用，将真正开启万物互联和智能化的新时代，全面助力智能经济形成，支撑智慧社会发展，并有望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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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城镇化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机会，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各国因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走出了不同的道路。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过去70年的发展历程中也走出了一条具有显著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未来，应坚持走好这条道路，把中国的城镇化推向更高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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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美国的全球霸权正遭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内部性瓦解压力。一是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从基础性和结构性层面损害了美国霸权的服务性质与道义基础；二是美国在技术主权链条上出现了严重缺环，在5G技术发展上不再领先。当美国在霸权构成上只剩下“力”的强制性时，霸权就已经在快速消解。布拉格提案无法弥补美国的“霸权赤字”与全球服务能力的结构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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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格托夫
《亚洲观察》杂志高级编辑
贸易战不只是技术竞争、大豆甚至工人的权利。它是冰山一角，仅仅是世界秩序的一种反映，对中国人来说这个秩序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赢”是一场失败者游戏。如果美中两国不能正确处理这一关系，那么无论是有意设计还是误算，暴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都会大大增加。遗憾的是，正确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正在消失，它包括相互理解、寻求共同立场，以及在平等、具有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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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伊丽莎白·S·斯通
美国纽约东区破产法院法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
汤维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左北平
中注协破产管理人课题组组长
采访者:李彦兵
破产程序往往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所以程序的公正性特别重要。透明性和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基本保障。透明度对司法提出更高要求，怎样完善我国的破产程序，使我国破产程序进入到更高台阶。其次是破产程序的回应性、效率性的问题，公正与效率怎样平衡。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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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日本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呈现出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三种不同视角。经济学视角关注提升农林渔产业生产效率，社会学视角注重提升乡村社会福祉，生态学视角则重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日本有针对性的乡村振兴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1985年，日本乡村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普及率已经与城市持平，彩电和汽车普及率还分别高出城市0.7和20.1个百分点。1998年，日本农户户均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分别高出城市职工22.8%和4.6%。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