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林宏宇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这次会晤达成了不少积极的具体成果，但从特朗普的个性特征来看，国际社会不宜对会晤成果抱有过高的期待。尽管特朗普是一个“不可预期性”很强的“商人总统”，其对华政策呈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与可塑性。但正日益走向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中国，应充分相信自身的客观实力，以静制动，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不要被特朗普的“不以规矩出牌”而打乱了自己的战略节奏。这样，反而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曲博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金融危机十年过去了，今天来看，在金融监管改革上取得的进展并没有那么大。金融稳定委员会也没有成为今天全球金融监管的核心。其主要原因在于各个国家自己的金融监管逻辑和改革步骤。讨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需要充分考虑历史。每一次改革都是历史性的，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金融危机总会推动变化，但是历史的惯性又会制约根本性改变。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就是渐进改革的过程，在合适的历史机遇，才会迈出改革的大步。
张蕴岭
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认识世界力量格局有三种方法：一是世界经济大格局变化，由于经济格局是其他力量格局的基础，这方面的变化影响深远；二是国家力量格局，特别是大国力量格局的变化，鉴于大国对地区和世界的格局与发展非同一般，这方面之变影响巨大；三是从思想文化视角观察，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往往代表着文明的取向，这方面的变化影响深远。
许保利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的国有企业是由二级及以下各层级法人组成的层级制法人企业集团，在推出的混改企业中，它们都是二级及以下层级的法人企业，而这样的企业是众多的，很多央企都是百家以上，地方企业也有十几家甚至几十家。显然，集团各层级法人企业不可能都进行混改。如果集团母公司拥有对混改企业的控制权，但它本身不进行混改，那么，母公司通过自己的控制权很容易将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传递给混改后的企业，从而造成混改后的企业还是原来的样子。因此，集团母公司混改应该作为选项
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将销售税税基拓展至异地在线销售，是税收体系适应数字化趋势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商品和服务形态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消费形态在时空维度上的改变。而部分传统税制往往具有一定的本地化属性，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广泛性和渗透性，由此造成了不少税基侵蚀、税收不公平等问题。另一方面，经济活动数字化程度提高，增强了政府的识别能力，为优化税制、完善征收创造了便利，有助于进一步改善税收效率和公平。
金三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城乡融合发展是将城市和乡村放在平等的地位，全面推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各领域的制度并轨、体制统一，加快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让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合理布局，治理资源在城乡之间科学调配，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功能，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新时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更加注重城乡联动改革、扩大双向开放，着眼“十四五”发展目标，谋划实施若干重大工程，在城镇化大格局下加快重塑城乡关系。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已经是一个对外依存度显著下降的新兴市场大国，只要应对得当，中美贸易摩擦不能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步伐。中国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正确态度应该包括：第一，通过加快改革开放来应对中美双边摩擦；第二，积极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尤其是欧洲国家、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大国）；第三，避免短期内使用过度宏观政策刺激；第四，坚持防控金融风险的大方向不动摇，但节奏上可以灵活调整。
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
中美贸易战持续已近一年，其对两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风险。贸易战的爆发和升级意味着中美之间旧的均衡已经打破，而寻找新的平衡点并非易事。这里所说的平衡点，从短期看是贸易协定的平衡，从中期看是经贸关系的平衡，从长期看则是经济体系和国际地位的平衡。6月29日在G20大阪峰会上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无论从贸易谈判前景还是中美关系走向看，此次会晤都具有重要意义。
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著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学》等
陈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
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也在不断创新。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总供求模型为理论基础，可以分为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市场环境管理三个部分，其中需求管理主要包括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需求型创新、需求侧改革，供给管理主要包括要素价格政策、财政政策、供给型创新、供给侧改革，市场环境管理政策主要包括“市场环境改革”和在既定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环境微调政策”。
李长健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曦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在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
汪玉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开放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在被称为百年历史大变局的形势下，我们要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困难局面。在国内外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面临困难局面的状态下，只有用新的战略视野布局未来，才能防止改革开放出现大的波折，以人民利益为最高福祉的改革开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肖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在此次伊朗危机中暴露出了政策制定方式上的重大问题：那就是堂堂美国总统居然要通过媒体来主动暴露自己和强硬派下属在对伊政策上的分歧；而且这位总统虽然内心并不情愿动武，但是居然也让下属“绑架”到了命令已经发出的地步。这才是危机之中让美国政策界最为忧心忡忡之事。这一反常似乎是在说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建立、在冷战结束之后高度成熟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已经“劣化”到了危险的程度。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今天的世界正经历冷战结束后的最重要转型，力量格局加速重组，国际秩序全面重塑，包括中美、中俄、中日在内的大国关系更是活跃调整。在复杂、多变、敏感的过渡期，各种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与趋势同时并存、相互作用。大变局下，必须以复合型思维看待复杂化世界，进而做出正确决策。
受访者: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采访者:赵福全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中国经济必然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是大势所趋。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过程来看，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减速，到2016年三季度初步触底。预计中国今年和明年还能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2020年以后就会在5%-6%之间，或者5%左右，这也是正常的。如果保持5%-6%的增长速度，那么原有的增长动能，像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力就不像过去那样大了，所以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一定要有新的增长动能。
徐爱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法律功不可没。法律与文明交互作用，过去记载了文明的成果，现在维持着文明的演进，将来促进着文明超越。当文明战胜野蛮时，法律忠实地记录着文明的点点滴滴，充当文明的载体；当野蛮扰乱文明时，法律调节着社会变化的节奏，将野蛮导向文明。
叶毓睿
VMware存储架构师,《软件定义存储:原理,实践与生态》的作者
区块链的首要价值在于它能构建一个可信的基础设施，如果信任的成本很高，或者人们心甘情愿为增强信任而付费，这样的传统业务，用区块链思维和技术来改造，将会如虎添翼。目前，区块链在供应链金融、数字内容（如版权管理等）、游戏、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有了探索和实践。由于区块链自带金融属性和激励机制，相信未来5年内，会有越来越多细分领域成为区块链的适用场景。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