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锦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9年国企混改以“放权”为主，抓住放权、放开、放大、放活四个环节，造就新机遇，新形势。同时，混改在整体上“五个转变”态势明显，即国企混改已由重改革监管到重放权授权、由试点到行动、由单项推进到综合实施、由“混合”为主向“改革”为主转变、由重视实施向重视实质效果转变。
赛迪顾问
量子计算是一种基于量子力学的、颠覆式的计算模式，具有经典计算技术难以企及的并行计算能力和信息携带量，有望成为满足未来计算需求、加速科技创新的新引擎。未来，量子计算可用于基础科研、化工、能源、材料、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加密通信、太空探索等领域，对各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颠覆性影响。因此，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科技巨头企业纷纷加码布局量子计算，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不断提速。我国在量子计算研发领域发展较快，在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王宇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研究员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开始后，三江源结合自身特色在管理单位体制、自然资源保护、社区发展等多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和创新，把生态补偿作为平衡保护与发展关系的主要措施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通过生态补偿带动社区参与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走在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前列。三江源初步建立并形成了以生态保护为重点、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可以为其它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在生态补偿方面提供借鉴，但在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方面仍需继续探索。
谭浩俊
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研究员
虽然国企混改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是，还远远不够，还没有能够真正形成有效的平等竞争机制。在相当一部分行业和领域，国企仍然扮演着独占和垄断的角色，社会资本没有或极少进入。而恰恰是这些行业和领域，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高，需要建立更加平等的竞争机制和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有些行业和领域，不仅子企业需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母公司也可以推行混合所有制。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要实现房住不炒目标，缩小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应该扩大供给抑制需求，而不是大力度抑制供给，同时又小力度抑制需求。结构改革方面，应要求国企多上缴利润，而且要减少亏损，处置僵死企业等。此外，今后不仅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提高杠杆率，而且财政赤字率也应该突破3%。真要实现房住不炒，那么，消费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相应举措，即如何给中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比较现实的做法，应该扩大社保基金规模，以化解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
刘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难得的机遇期。朝鲜半岛形势总体缓和，南北首脑三次会晤并签订系列协议文件，朝美矛盾有所改善，中朝、中韩、中日关系积极向好。展望未来，中日韩合作依旧充满挑战，首要面临的问题是美朝互信不足，推动无核化谈判面临不确定性。韩日矛盾、中日竞争如不能妥善处理，也将影响三方合作深度。鉴此，三国合作依旧要把维护稳定的地区环境放在首位，努力推进朝美、朝韩对话取得新进展。同时探索合作新途径，共同开辟第三方和第四方市场。持之以恒推进地区国家间互信建设，创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教授
与国家间的赶超不同，国内地区之间赶超的理论和经验依据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和趋同。自21世纪初中国实施各种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以来，就解决最紧迫问题而言，相关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分别达到了应有的效果。然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且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这对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也提出新的挑战。在过去几轮东北振兴战略之后，东北地区应抓住制造业升级优化、提升价值链位置的新机遇，利用自身规模经济优势，从改善营商环境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入手，实现自身的赶超目标。
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京津冀是我国最重要的城市群之一。近几年来，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产业、通勤出现一些新特征，区域的环境压力、创新要素转化、土地开发绩效、生态保护、文化挖掘等等方面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城镇体系方面，尚未建立多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区域中的次中心城市发育不足；交通设施供给：大区域尺度的高铁网络已经完善，但150公里范围内的城际轨道网还有明显差距；公共服务方面：目前北京的大都市区处于加快发展阶段，与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郊区相比，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短板十分明显。
施戍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侯永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于鸦片战争，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为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政治保障。在此之后，现代政府的建构与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始终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和动力。这一通常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恰恰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并且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内在一致性。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专长: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外交,著有《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扩张》《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调整之前遏制中国的政策,开始实行对华接触以共同应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这一战略历经反复曲折而最终在90年代末定型。从2015年开始,美国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其核心论题就是美国的接触政策是否已然失败。2017年底,美国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随后中美在2018年爆发了空前的“贸易战”并持续至今,这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美国经济接触的终结,新的“经济竞争”态势拉开序幕,标志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型。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比较》主编
在21世纪，企业界共同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把商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到与时代命运相连的高度？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新趋势。而它的背景，则体现为19世纪形成的那种社会治理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需要。在全球化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过去深深得益于全球化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需要身体力行倡导一种有益于全人类的经济发展观念，才能继续有效地推进新的全球化。率先加快发展利益相关者经济， 正其时也。
唐芳林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国家公园不是可以随意进入游玩的一般“公园”，它是重要的自然保护地。虽然，国家公园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具有后发优势。单就具体的国家公园单元，中国的国家公园与国际上众多国家公园有许多相似之处，需要广泛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但就国家公园体制而言，中国却具有明显的特色，需要坚持“四个自信”，紧密结合实际，开创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之路。
李健民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董磊明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
由于特殊的工业化路径，珠三角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初普遍形成“哥哥种地，弟弟进厂”的“一家两制”式分工，从而在家族内部产生“穷哥哥、富弟弟”的差异，割裂了最为亲密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分化进而形塑为一种“不对等格局”，包含人情交换、生活面向、意义世界和彼此期待四个维度，造成宗族内部普遍的关系破碎化。同时，日益注入的资源使宗族得以重建和加强组织的结构和规范，进一步意外性地对内造成激化；但也因为宗族维系的存在，彻底的分裂或原子化得以避免，从而导致了珠三角地区宗族的“外强-中干”这一特殊的动态结构。其结果是走向貌合神离，结构与功能并不一致，甚至产生某种背离。
于福波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三变”指的是“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研究表明：“三变”改革与经典农地股份合作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同的是，“三变”改革产生于城镇化水平不高、二三产业相对发达、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欠发达地区；其制度成因具有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特点；制度特点表现为在经典的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加入了资产租赁的做法，而且政府深度参与并主导了产业发展；“三变”改革的制度绩效表现为推动了城乡生产要素良性互动与乡村治理结构优化。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既不同于乡土中国，也有别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土地功能因发展阶段转换而变化，城乡格局变化带来土地配置制度困境，农业历史转型带来农地权利与经营制度不适应，乡村分化凸显宅基地制度滞后。新发展阶段要实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解决好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关键，必须推进以城乡中国阶段为背景的土地改革。
潘光
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国家反恐办软科学专家
张全
《解放日报》记者
全球反恐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在于去极端化。目前，全球反恐斗争已进入去极端化的深入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相关国家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本国特色的去极端化措施，有关各方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为实现共同目标进一步加强合作。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