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文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给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神经中枢造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引发美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的深刻反思，并相应作出重大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的变革涉及方方面面，核心的目的是恢复美国经济、解决失业问题并重振美国经济实力。
魏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员
国际金融危机和美欧主权债务困境，凸显了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新的瓶颈期，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制约着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
Harold James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系教授
德国在欧洲的地位越来越特殊，越来越微妙。1990年，两德的统一造成了一片混乱，邻国对新巨人的产生感到恐惧，时任总理科尔承诺，新的德国将是欧洲德国，而不会将欧洲变为德国的欧洲。但是，如今，很显然，任何欧洲救助计划都要经过德国的手来制定。
朱炳元
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和金融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呈现出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日益虚拟化、实体经济空壳化、日常消费借贷化、国家走向债务化、人民大众贫困化等六大趋势。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从债务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论总是近乎悲观的。政府未来50年的财政收支路线图前景暗淡。因为“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于2011年正式启动，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预计进入大幅上升期。由此产生的未拨备的隐性负债高达114万亿美元。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50年中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
若尔特·道尔沃什
欧洲智库Brugel研究员
的确，欧元区的继续存在，对于亚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欧元的覆灭会给亚洲的出口和金融业带来严重冲击，还是因为，它有利于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亚洲国家保持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而且，中国等亚洲国家也的确可以至少通过IMF，间接地向欧元区提供纾困资金，但欧洲首先要自救才能求救于人。一切的前提是，欧元区领导层必须以行动来赢回人们的信任。
La Gulan Raja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在美国，当务之急是改善潜在工作岗位和工人技能之间的匹配度。个人要比政府更清楚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并据此行动。
Bruce Stokes
德国马歇尔基金跨大西洋研究员
无视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这样的大经济体而言过于轻率，然而紧缩措施引起雅典街头的骚乱反应，可能引起新的关注。布鲁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指出美国应该迅速应对欧元危机，原因有多方面的：美国跨国公司近60%的海外利润来自欧陆，20%的美国出口运往欧洲；紧缩措施限制了欧洲对安全和其他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被削弱了的欧洲容易受到中国的经济压力。欧洲的债务危机终究是欧洲的责任，但美国国会正在阻塞可以缓解过渡的途径，保留已承诺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限制美国的稳定基金。美国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都在2012年的选举上，对这方面没怎么报道。斯托克斯写道，“虽然欧元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但华盛顿无能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起到更多的领导作用，很大程度上说明美国自信心和全球影响力的下降。”
李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
面对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与经济低迷，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被看作全球经济的希望所在。2011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寄希望于新兴市场国家救助陷入困境的欧洲债务国，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继续拉动全球经济复苏。从制度层面来看，摆脱和避免债务危机迫切需要加强金融监管，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这当然离不开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因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对潜在的风险决不可掉以轻心。
徐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中国的民众，从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中也有需要学习和借鉴的。那就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民的生活态度发生了一定变化，不再像泡沫经济时期那样追求奢华高档的消费品，而更加务实，喜欢购买货真价实的低价商品。
Kemal Dervis
布鲁克林研究所副主席
如果盈余国没有较高的通胀（比如每年4%），那么危机国家就需要通缩来实现有意义的相对生产成本下降。在现实中，此种通缩只能以高失业和社会痛苦为代价来实现。因此，当前的战略组合紧缩＋通缩是否在政治上可行还未可知，这也是悬在整个欧元区头顶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Philippe Legrain
欧盟委员会主席独立经济顾问
到目前为止，增长日程主要由结构性改革组成，这对于提振未来生产率和生产弹性是不必可少的。这场危机也确实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在该方向上做大动作的政治机会；但总体而言，结构性改革不会立刻产生增长和就业机会
刘维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经济快速发展及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四个方面问题，大都属于政治思想、政策偏差导致的结果。其形成的根源，笔者归纳成两个“过分”，一是过分强调少数人先富；二是过分追求GDP增长。要解决问题也必须从根源上着手。
Alain Renaudin
纽考布委员会首任主席
富国公民为失业和其他经济困境指责全球化和来自亚洲的竞争。本期耶鲁全球系列上下篇对保护主义的诱惑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诱惑。勒诺丹得出结论，对经济成功，价值含量、卓越追求、专业创新这些因素比地域标签重要得多。
Pierre-Noel Giraud
巴黎第九-多芬大學经济学教授
为了利用亚洲的低廉工资和巨大市场保持增长，跨国公司将生产和研发工作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在全球贸易的战场上，法国等国家已感到倍受打击，政治领袖们日益倾向于保护主义。国家政策针对的贸易商品和服务问题分为两类：可以跨越国境的流动类，和留在国境以内的非流动类。他建议各国在汇率和其他的货币及产业政策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双赢战略。新兴经济体必须发展国内市场，富裕国家必须保持开放，同时所有国家都应发展和保持那些仍有大量需求的技术。
陈凤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应该发展以人才、开拓和创新精神为中心的“人才主义”，用以取代资本主义，引领经济、社会进步,并摒弃“硬实力”、“软实力”等概念，代之以合作为中心的“合作实力”。毫无疑问，后危机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模式已难适应新发展，各国都需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模式。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